《诗经》的地位是：它为诗歌语言和形式奠定了基础，也为诗歌创作和批评艺术确立了原则，更奠定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诗歌艺术创作（包括抒情传统、群众的传统艺术、现实主义传统）。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其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而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也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也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