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筑文化与天津现代化

西方建筑文化与天津现代化本文简介：从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的角度，认为天津租界建筑含有丰富的各个时期与流派的西洋建筑语汇，对其深入研究，创作既具天津传统风貌又具时代特征的新建筑，正是当代建筑师的职责。天津是一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性租界城市，它的发展与建设必然和西方建筑思潮有密切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天津租界时期建筑的特

西方建筑文化与天津现代化本文内容：

从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的角度，认为天津租界建筑含有丰富的各个时期与流派的西洋建筑语汇，对其深入研究，创作既具天津传统风貌又具时代特征的新建筑，正是当代建筑师的职责。

天津是一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性租界城市，它的发展与建设必然和西方建筑思潮有密切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天津租界时期建筑的特征?是否还要继续表现租界建筑的文化特点?怎样调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西方建筑文化之间的差异?天津城市建筑艺术的主要风格应该是什么?天津应否综合体现中西建筑艺术的双重文明?历史形成的西洋式的租界建筑艺术价值长期没有机会得到系统、有意识的清理。天津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要求我们在自主的理性判断中，对租界时期建筑成就加以整理，使之具有理论性和效用性。

自从文丘里1960年在他创作的吉尔德住宅中反映了传统概念的美，这幢住宅便成为公寓住宅中划时代的代表性旗帜。这幢建筑本身并不特别吸引人，它的主要装饰是房顶上的电视天线，并不是因为天线很美，而正如文丘里本人说的：“天线是住在这所公寓中的老年人生活中很有意义的部分。”这幢住宅在建筑界引起了一场讨论：要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还是追求那些繁琐的建筑理论和构图的游戏?无疑的，天津的人民大众是非常喜爱和怀念租界式建筑的。文丘里反对密斯的名言“少即是多”，他提出了“少是厌烦，多才是多”，建筑应该反映生活与自然的复杂性。他点燃了人们考察古典传统的热情，唤醒人们怀念他们经历过的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性场所。回顾天津近40年来的变化，建筑的历史事件常常给人们提示有用的道理。许多建筑现象发生时并不被人们认识，是文丘里启发了我们要考察和重视天津的租界建筑艺术。

风格的概念就像生物学的分类归纳方法，引导建筑师探索建筑图形形象，发现其中的规律，表述建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者们把艺术与建筑组合在一起，合乎逻辑地创造出风格来，以近似归类的方法对待结构、装饰、构图等等。建筑师无不试图建立作品的某种风格“罗曼式”、“哥特式”、“摩登式”等等，天津要有“天津式”的建筑风格。

我们把“摩登式”用于描写第一代和第二代建筑大师的作品，虽然他们标榜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摩登”，但“摩登式”缺少正统历史风格的核心。“摩登式”只是暂时风格，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的摩登。后来的摩登派建筑师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建筑，自以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否定了任何多余的装饰。其实那些大喊大叫的摩登派也逐渐在他们的作品中接受了历史的影响。例如，柯布西埃的朗香教堂是基于对中世纪修道院的研究而设计的，E.沙里宁研究了中世纪的城镇平面而设计了耶鲁大学学生宿舍区，路易斯.康也是如此。这些作品都达到了真正的创作深度，但总是接受了过去的影响，虽然他们强调只使用了历史性建筑的原则而不是特定的形式和细部。我们很难划出一条界线，什么是哥特古典建筑的原则，什么是哥特式尖拱的细部，建筑师必然是会走出这条界线的。

西方后期摩登主义建筑师们已经从历史建筑中使用了细部甚至柱式，也许这一代青年人创造的形式是下一个最“摩登”的风格。可喜的是他们并不像19世纪的折衷主义或文艺复兴建筑师那样重复历史的风格，他们做的是改变原来的功能、大小和尺度，把孤立的历史细部演变为“新”的或模仿性的象征。例如在柱顶上放一块“权石”(Key

Stone)或像建筑师费*琼斯在刺冠教堂那样，把建筑融和于大自然之中，在实践方面仍然是摩登主义的。后期摩登主义对前辈大师们不屑一顾，他们以嘲讽的态度反映前期大师们最近的历史风格，提出许多美妙但自相矛盾的论点，这就是当前西方摩登派别的先驱。

在这个历史潮流中，天津已经擦去了灰尘，门面翻新，一个复杂的租界城市开始复苏，迹象表明天津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正在采取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改善城市生活和建筑品质。虽然有些变化无非是涂一层漆，但总比几十年不对旧房子予以任何维修要好得多。修复过去的外国租界建筑工程是1984年开始的，迄今这些租界时代的建筑物是欧洲传统建筑风格的展览，看上去像过去一样漂亮雅致。我们应透过表面的油漆探索租界建筑传统风格的现代意义，这是当代建筑师的职责。

1860年以后，天津租界地开始形成，最早出现的是英、法、美租界，在紫竹林一带。1894年以后德、日、俄、奥、意、比也先后得到租界，英、法租界又进一步扩大，1902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

日本租界位于城南的南市到鞍山道一带，沿袭日本式传统井字街区布局，体形规整，尺度较小，方格形街区。建筑为“和风”与“洋风”的混合体，一般室内是“和风”式，室外是“洋风”式。旭街——今日的和平路是日租界的商业区，百货大楼是日本租界的中心。

法租界位于沈阳道至营口道一带，街区规划反映了欧洲传统古典主义手法，轴线和街心公园控制着重要地点。笔直的街道尽端都有高大的建筑作背景，注重街区的豪华、宏伟气氛。劝业场是法国租界的中心，惠中饭店、交通旅馆、东莱银行成为当时天津的高层密集区，西开教堂则是这个地区的收尾。布置景观焦点建筑是法租界的特色，中心公园是由原来的垃圾场改建的，圆形的花园像一个轮轴，自然地把许多街道转了一个角度，其规划布局效果非常出色。

英租界经历了三次发展，大体分为解放路银行街、小白楼商业区、五大道住宅区。英租界街道比较自由，略带弯曲，建筑置于绿化之中，这可能与当时英国人的乡村城市思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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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租界位于河北区第一工人文化宫一带，设有意式的街心广场，中心是一个雕塑，附近有回力球场和小花园。当时要求建筑设计不可互相抄袭，所以建筑面貌千姿百态，但其基本风格是意大利式的，共用同一种建筑细部而使区内有较强的统一感。

其他各国租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真正形成，如俄国租界只有一个“宏伟”的规划，依照俄国彼得堡的方格网加对角线斜路和街心花园的布局。

在里弄和居住区的建设方面，直接引进了当时西欧时髦的各式各样的布局方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典范。

由于八国租界的并存，天津租界建筑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时间发展与风格式样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中古复兴式时期(1860～1919年)

早期阶段的建筑活动主要是教堂、领事馆、住宅等，如1869年在三岔河口建造的哥特式望海楼天主教堂，1916年在法租界的罗曼式老西开教堂，1907年建造的德国领事馆则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筑特征。

(2)

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1919～1930年)

1919年前后，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趁机加强在天津的实力。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相继出现。大部分银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采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英国麦加利银行(今邮电局)，建于1924年，立面是两层高的爱奥尼克柱式，具有古典主义风格。商业旅馆建筑集中在法租界劝业场一带，采用较多的折衷主义手法，如劝业场是古典复兴式的檐口及装饰，但门窗式样则不拘一格，活泼有致。

(3)

摩登建筑时期(1930～1945年)

1930年以后受欧美摩登运动的影响，建筑师逐渐抛弃了古典式折衷的设计手法，代之以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与雕塑感的摩登设计手法。这时重要的有利华大楼、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

利华大楼建于1936年，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高10层，没有多余的装饰，半圆形突出凹进的阳台形成动人的光影效果。顶部的退台处理，使整座建筑活泼生动，是一座优秀的现代多层建筑。渤海大楼建于1934年，7层，转角处11层，是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强调建筑的体积感以及线与面的对比，秀丽挺拔，成为天津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美国当代著名建筑家查尔斯*摩尔在其《人类的能量》一文中，强调传统的、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对人类文化的作用。认为这类建筑中蕴含着一种人类赋予的“文化能量”，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地位。所以摩尔认为建筑设计必须考虑这种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的“文化能量”，他说：“我们的建筑如果是成功的话，必须能够接受大量的人类的文化能量，并将这些能量贮存凝固在建筑之中。”天津的租界建筑以其丰富的空间和形式蕴藏着多种多样西方建筑文化的“能量”——西方建筑的传统风格。天津的租界建筑形式已被人民所熟悉和接受，在天津的城市环境构成上已成为主导的特征，形成了天津的历史风格。因此，研究天津的地方性城市文脉，不能不着重探讨这些由外来文化发展而来的租界建筑。租界建筑是天津新建筑创作的制约和启示，如果我们能从这些地方性传统建筑中摄取一些有意义的“文化能量”，来丰富新建筑的创作构思，对保持天津城市建筑的独特风格，延续天津城市环境特征，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建筑反映人类的文化，它必须服务于人民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建筑具有物质功能(居住、工作、娱乐)和精神功能(情趣、风格、审美等)，建筑的精神功能产生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生活习惯、民俗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建筑形式与风格及其文化含义，建筑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与建筑艺术有相互的作用。古典主义的艺术性已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要求，复古主义从来都没有生命力，而摩登建筑又过分强调了人的物质生活方面，忽视建筑的精神功能，走向艺术的贫乏。今天我们既要认真研究天津的租界建筑特征，又要考虑天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适合现代人生活的天津式的地方性建筑。

人类文明反映在建筑上具有时代感，和其他艺术一样，不同时期的建筑应具有时代的特征，例如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摩登主义，直到现今的后期摩登主义，都表明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演进。天津近代建筑风格的发展也是如此，由古典主义折衷式到摩登式建筑，说明人们喜欢发展创新的美学观念，新的天津应该走既有传统特征又具时代特色的新建筑之路。

近年来天津的建筑出现了翻新的现象，住宅的立面刷上了不同的颜色，加上了窗套、女儿墙等等装饰，这些艺术形式来自天津的西洋建筑文化影响，也反映了人们喜爱租界建筑特征的愿望。然而要保持天津的地方性风格特征，光靠表面的涂饰是不够的，天津曾有八国租界，有其各自的文化特征和时代潮流。要深入地组合这些多样化建筑文化特征，再做出新品，就不能忽视各个国家租界建筑的地域文化特色，不能像我们在外国唐人街上所常看到的似是而非的中国式建筑。

如何分析整理有传统地方性特色的手法再加以运用，正是研究天津租界建筑的目的。建筑符号学原理就如何结合外来形式进行创作，提供了一些方法。符号学将建筑看成一种符号系统，认为建筑通过其形式传递一定的含义。形式包括建筑语汇(如门窗、屋顶、柱式、装饰等)及句法(即部件的组合关系)，在符号学的启示下，可以将那些最有传统特征并富有一定文化含义，为大家所熟悉的部件，经过抽象提炼，按一定的语句“组合”到新建筑之中，使新建筑与老建筑产生对话。例如摩尔在美国新奥尔良做的意大利广场，将古老的语汇重新组成新品，既继承了传统又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天津的租界建筑中含有丰富的各个时期与流派西洋建筑的语汇。从这些丰富的西洋建筑文化遗产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特征的符号，运用到新建筑中，乃是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方法。

目前，关于天津租界建筑的研究已经引起建筑界广泛的关注，最可贵的是天津大学卢绳教授早在60年代就写出了《天津近代城市建筑简史》一文，为我们今天研讨天津租界建筑奠定了基础。可惜卢绳老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今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卢绳老师在研究天津租界建筑方面所作的贡献。本文只是对天津租界的概况从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的角度作初浅的探讨。

历史建筑与城市的现代化——天津与上海的比较

现代文化，无论是其物质的、制式的或是精神的方面，都必须要有传统作为根基，才能深沉，才能有底蕴，才能生生不息。反过来，传统也要有现代的意识，才能从现代文化和技术中汲取精华，以获得新的生命并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特殊的政治、宗教、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际遇，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天津本土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互之间的并存、冲撞、排斥、认同、适应、移植、追求与转化，使天津揉和了古今中外文化的精粹，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明珠。天津与上海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有许多共同点。

建筑是文化领域中最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因素，整体而又集中地体现了民族传统、地域特性、时代精神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建筑所反映的空间与时间关系，其深度和广度是无可比拟的。而与现代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则综合反映了近代社会和城市的演变历程。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天津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较早地在天津与上海解体，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且又发展成为一种折衷混合的社会，成为独特的城市。

天津的九国租界总面积达23350余亩，约为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面积的一半左右，与上海同时成为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租界区。一方面，租界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使天津与上海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另一方面，租界对天津和上海的城市化与国际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引进了现代城市公用设施，造就了现代城市生活。天津在近代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天津的近代建筑具有十分独特的一面，外国的建筑师和外国培养的中国建筑师试图按照西方的城市模式和建筑风格来塑造城市，试图以欧美的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使西方的文化同化中国的文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既在上海留下了作品，也在天津进行建筑创作。新建筑类型的出现和新建筑材料、新技术的运用给予天津与上海近代建筑以极大的影响，天津的近代建筑与上海一样，表现出以西方建筑文化或仿西方建筑文化为主体的发展，渗透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由于缺乏西方建筑文化的历史背景，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很大的变形。即使是西方建筑师所设计的建筑也成为西方建筑的变异。在近代建筑史上，往往把这种变异称之为折衷主义。实质上，这种折衷主义是一种对西方建筑的模仿。同时，由于业主和建筑师的鉴赏力、设计能力、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技术经济条件的差别，必然会产生这种变异。

天津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又使这种建筑文化融汇成一种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文化，不仅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着早在西方文化进入以前就十分强烈的传统文化和地缘文化的影响。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近百年的建筑中，几乎囊括了世界建筑各个时期的各种风格，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世界建筑史。在许多情况下，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又与社会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结合在一起，把舶来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因此，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也构成了自己的特色。

西方的建筑师以及西方培养的中国建筑师在上海开埠以后引进了欧洲建筑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富有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建筑，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建筑型制和建筑空间。从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式、折衷主义到盛行欧美的现代主义建筑、装饰艺术派建筑、复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中国新古典建筑等，各种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与近代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建筑与城市的空间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城市建筑体系。由于城市结构和城市肌理组织的特点，大多数的建筑都表现出以立面为主导，并与城市街道有机地结合的特点，十分类似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与城市的总体关系。建筑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市也是建筑的空间延伸，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城市空间。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性。20世纪初的天津与上海已经是国际建筑师的创作舞台，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并驾齐驱，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相互竞争。他们所设计的一些建筑已经具有国际水平，同时在结合城市的特点方面又有所创新。近代建筑的国际化是开放型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映，从模仿、追求到变异、转型，成为城市环境和谐而又矛盾的组成部分。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具有典型的历史化倾向，就像现实的世界建筑史展览，在这样一种历史化倾向的基础上又经过嫁接和转型，形成十分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种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几乎都可以在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中找到。从古埃及的建筑、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柱式、拜占廷式、罗马风式、俄罗斯东正教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式，到现代建筑各个流派的风格，中国古典的传统宫殿式建筑和民间传统建筑等，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也表现了广泛的地域风格。其地域范围遍及英国式、德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美国式、印度式、日本式、俄国式、北欧式以及伊斯兰建筑的风格，有的从整体上，也有的只是在建筑装饰上体现了这种地域性风格。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几乎包罗了所有的各种建筑类型，从住宅、公寓、别墅、百货公司、办公楼、银行、学校、医院、游乐场、影剧院、火车站、***、工厂到旅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体育场、体育馆等。

天津与上海的近代建筑采用了多种混合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出现了高层建筑。在许多建筑上，体现了先进的结构和施工技术成就，天津与上海成为远东建筑技术的中心。

天津与上海的城市和建筑犹如一种全景式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像一部百科全书，像一幅历史的长卷画。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由于资料的缺失，由于建筑的变迁甚至拆除、毁坏，或者变得无法确认，或者淹没在城市快速演变的环境中。也有一些历史建筑在修复过程中没有经过科学的和历史的论证，而改变了其基本风格，破坏了比例关系，失去了原有的建筑艺术价值。认识并发掘历史建筑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用科学的、全面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建筑，保护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历史建筑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积淀，尽管打上了沧桑的痕迹，却是多元发展的标记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座保存了历史沧桑的城市，有着她的辉煌的过去，也有光荣的今天，也必然会有灿烂的明天。

租界影响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城市面貌

天津租界自开辟之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租界不仅促进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设、道路改造，其独特的风格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到了19世纪后期，曾与其他中国城市类似的天津，城市风貌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1888年11月3日的《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18年来过天津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曾在其小说中写道：“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

建筑

由于九国租界的建设与发展，天津租界建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时间发展与风格式样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年-1919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中古复兴式时期的风格。早期阶段的建筑活动主要是教堂、领事馆、住宅等，如1916年在

法租界的罗曼式西开教堂，1907年建造的德国领事馆则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筑特征。第二阶段，1919年-1930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的风格。1919年前后，北洋军阀、西方列强趁机加强在天津的实力。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随之相继出现。大部分银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采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建于1924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立面是两层高的爱奥尼克柱式，具有古典主义风格。商业旅馆建筑集中在法租界劝业场一带，采用较多的折衷主义手法，如劝业场是古典复兴式的檐口及装饰，但门窗式样却比较活泼。第三阶段，1930年-1945年时期呈现出摩登建筑时期的风格。1930年以后受欧美摩登运动的影响，建筑师逐渐抛弃了古典式折衷的设计手法，代之以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与雕塑感的摩登设计手法。这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利华大楼、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截至2013年，关于天津租界建筑的研究已经引起建筑界广泛的关注。

市政设施

天津最早的市政公用事业也大都是从租界发端的。为了便于寓居天津的外籍侨民生活，各国租界当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设施的建设，如供水、供电、邮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园等。1901年，天津都统衙门批准了中外商人开办自来水系统的审请。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济安自来水公司举行供水典礼，最先给天津老城的4个城门地区及东北角、西北角供水。后逐渐供应城厢内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区。经营年限到期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该公司，并扩大了规模和供水范围。1903年8月5日《大公报》称，当年天津老城传染病发病率大为下降，“因居民多半饮用自来水之故”。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时世昌洋行获准在天津投资经营的最早运营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比利时，天津办事处设在当时的意租界内，该公司投资兴建了天津也是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1905年，德租界发电所建立，开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装路灯，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树立装有2盏50瓦的白炽灯的铁制灯杆。

德国工部局于1908年建立电灯公司，该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电。1917年中国收回德租界的同时，也收回了该发电厂，由区公署水电股管理，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自营电业。由于近代租界的设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设起步较早，1914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费洛梯上尉与艾克森美孚合作，将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纽尔三世路（今建国路）建成天津第一条柏油路。此后，各个租界进行吹泥垫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泽，从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

教育

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基督教文化，虽然与天津本土文化有所冲突，但它却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与相互依赖。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美等国的教会组织陆续到天津建教堂传教，同时建立了各种学校来宣传教义和培养亲西方的青年。如美国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英国伦敦会设立“养正书院”等。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影响最大，不仅在天津开办了“成美学馆”等学校，专门接收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还提出“接近中国文化人”的主张，即一方面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在学生中进行“感化”活动；同时，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教。包括张伯苓等在内的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基督教，极大地增强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渗入。

教会以及华人自办的教育事业，与洋务派开设的以军事、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学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女子教育为例，教会开设的女子学堂中，教员多是能说汉语的洋人，而优秀的中国女学员还能被送往国外留学。虽然教会参与教育事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亲西方的青年，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使让租界中的普通华人不受教会笼络而真正接受教育，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以“光耀中华”为宗旨创办了成绩卓彰的耀华学校。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绩显著，***称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报刊杂志

在租界的教会和华人推广教育的同时，由洋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如丁韪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专门翻译刊登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消息”，在当时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天津报业中最著名的两份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也有着深厚的教会背景。《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在法租界创办，其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而《益世报》则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这份报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以“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为宗旨。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教会背景。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文学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