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

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本文简介：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武锦华[内容摘要]根据艺术接受“投合性”的特征，音乐的流行与传播除了其自身的旋律等因素外，与其所表现的时代的文化特征及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与特定时代的精神指向相一致，从而构成对接受者的吸引力，也即“投合性”。[关键词]音乐传播投合性时代精神艺术接受具有“投合性”的特

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本文内容：

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

武锦华

[内容摘要]

根据艺术接受“投合性”的特征，音乐的流行与传播除了其自身的旋律等因素外，与其所表现的时代的文化特征及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与特定时代的精神指向相一致，从而构成对接受者的吸引力，也即“投合性”。

[关

键

词]

音乐传播

投合性

时代精神

艺术接受具有“投合性”的特征。投合性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往往把作品中合适的形象和情节‘移植’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境遇中来，将人物命运与个人经历挂钩，将主人公‘自我’认同，从而在感情上产生强烈共鸣”[1]。音乐的流行与传播，与其自身的旋律、节奏、主题密切相关，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话说，即，它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2]，同时，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指向和精神渴求，也就是接受者对其有没有“投合性”。本文试图通过几个不同时期的音乐传播现象来谈谈音乐传播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

一、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登陆

中国大陆是从改革开放的时候听到流行音乐的，之所以用“听”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自己创作的流行音乐，完全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虽然在旧中国曾有过什么“靡靡之音”，但我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早已把这样的声音给隔绝了，因而，当港台流行歌曲来到时，中国人的心态是既戒备又紧张又惊讶的，并且，有种抵挡不住的渴望，那就是“倾听”、“关注”、“追求”，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是极为短暂的，短暂到令人感觉不到。这种渴望导致音乐史上最令人振奋的一次传播，那就是盒式滋带装入手提录音机、甚至是砖头式的录音机，而将“靡靡之音”传遍中国的大小城乡。没有广告，没有讨好似的见面会，没有规模宏大的宣传阵容，一切都在急速的潜流中推进。

这个潜流就是民间的自发的渴望。以邓丽君为标志的港台流行音乐，是在大陆官方明令禁止的状态下传播的。一般说来，流行音乐的传播是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中运行的，而流行音乐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是以偷渡的方式登上大陆的文化口岸，是商人们为赢利而采取的大胆冒险，本来是鬼头鬼脑的样子，却不料遭遇到的是急待滋补的广大受众，从而极大地迎合了人们的需求。

这样的情形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极大的关系。文革期间，文学艺术已经成为观念和意志的符号，完全丧失了作为艺术应有的美感，单调的口号和声嘶力竭的“进行曲”被强制性地灌输到人们的视听，最后终究以“就是好就是好”完结了其丑陋又充满破坏性的工具的任务，但同时，也将曾经充满理想色彩的一代人置于物质与精神的废墟之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导致信仰的完全丧失，不仅仅是思想、理想的丧失，还有鲜活的生命和情感的丧失，这些都急切地需要找回来。而人们再也不能从空洞的共产主义说教中找到自己立足的基点，人们需要寻找，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需要重建自己的家园，对政治教化的厌倦使得人们对艺术更是充满了渴望。文革的结束，物质和心灵都呈现出馈乏的状态，百废待兴，曾经被禁锢的不仅仅是思想、热情，还有鲜活的生命和情感，文学界正以“伤痕”、“反思”等形式抚慰一代人的心灵创伤，而在主流音乐中虽然出现了抒情的歌曲，但其叙述语言依然沿袭了歌颂、赞美等形式，诸如“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之类，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倾吐还尚示出现，而此刻，时代提供了一个契机，曾经充斥着各种观念意志的思想开始松动，开始向阶级斗争之外的世界张望，而这个张望正与以邓丽君为标志的港台流行歌曲不期而遇。

邓丽君的歌曲以亲切、温和、妩媚、妖娆证实了人们谁也没听过的观念中的“靡靡之音”，在获得了“原来如此”的感慨后，人们的快乐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获得了突破禁令的喜悦，印成红头文件的禁令终于在屡禁不止的无奈中进入历史的垃圾箱，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人们从邓丽君的歌曲中窥见了久违的人性和人性的美好。她的歌唱得是平常人的故事，是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不似文革期间战天斗地的超意志行为。比如《小城故事》将一幅温馨的画面在人们面前打开，江南水乡，亲朋好友，给大陆听众极大的亲和力，闹了半天，我们一直担心的敌对势力和我们心里暗暗期冀的幸福是一样的。

对听惯了慷慨激昂进行曲样板戏的大陆听众来说，邓丽君妩媚的声音充满了诱惑，诱惑人们“堕落”，从高昂的理想斗志“堕落”到人的生命质感中来，那具有挑逗性的婉转歌喉，实在让人高扬不起一点以往的“格调”，中国人再也撑不住了，那就只能在悠扬婉转中凝视人性了。这种“堕落”是具有价值的，而且，也只是中国人初次面对人性时一惊一乍的心态流程，无庸讳言，邓丽君的歌曲的确是“靡靡之音”，它给人以感官的轻松，给欲望以满足，给所谓的斗志以消磨，如果我们对“靡靡之音”这个词不加以褒或贬这样的定性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生命的需求，温情的、柔婉的、细腻的东西是需要的，也正是人性的这个需求，形成了对邓丽君歌曲的热烈响应。

《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体现的是西方享乐生活和情感忧伤，无论其生活的情景还是所倾诉的感情，都与当时的中国人距离很远，但恰恰是中国人最能被歌中的美酒和咖啡所打动，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美酒”和“咖啡”，象征着西方资产阶级的享乐生活，那是我们曾经批判而根本无从幻想的生活，现在，邓丽君用甜甜的歌声给具象化了，西方既不是水深火热，也不是枪炮炸弹，正好满足了中国人向西方张望的心态。但从样板戏、“进行曲”一下子过渡到“靡靡之音”，这个落差显然是太大了，简直没有缓冲的机会，但事实就是这样，唯其落差大，才能以“弱”制“强”，以温婉细腻洗涤声嘶力竭，以凡俗的生活冲毁了顽固的思想堡垒。

如此，作为流行歌曲的港台歌曲，尤其是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就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的消费或流行，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成为一代人思想解放、面向世界的一个声音。

二、崔健的声音

当一个时代过去了很久还仍然能让人捕捉到一个生动的印象的话，那这个印象就已经铭刻在记忆中，并且成为历史的一个闪光的记忆。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划时代的乐音。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这个在１９８６年发出的声音产生的效果不啻于屈原那首有名的《***》。这首充满理想但又无法挣脱现实羁绊的呐喊，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残存的理想和价值通通给予摧毁。一瞬间，所有的人全被惊醒，抚摸身前身后，观望前途往事，恍然大悟，真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一无所有”，莫非这是真的？

这首歌出现在改革开放将近十年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文革，这个历史已然不可能更改的事实，造成了多少人无法更改的命运？文革的战天斗地的声音虽然嘎然而止，但这个声音曾导致的影响却产生了无法抹去的后果，曾经年轻的面孔不再年轻，曾经豪情万丈的理想结果是个欺骗，曾经拥有的爱情褪去了光泽，曾经的朝气已到了暮秋。如果说，中国人借用邓丽君的声音来舔舐自己的“伤痕”，他们痛楚的时刻还无法顾及那么多的不可能，还曾暂时沉浸在张望“咖啡”与“美酒”的幻想中，那么，此刻，他们开始“反思”，他们究竟还能不能亲口品尝到“咖啡”与“美酒”？这究竟是一个奢侈的梦想，还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崔健用嘶哑的嗓音惊醒了人们：一无所有！

这是全方位的“一无所有”。

从国家命运来说，我们曾一直期待着解救处于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世界人民，当世界的主人，却不料西方比我们先进几十年，就连毗邻的小国，也猛然间冒出了四小龙，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不好意思再自豪。从个体生命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过程，再平凡的生命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伟人也罢，凡人也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生命价值是一样的。而事实上，所有经历了政治运动的人，其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被错误的时代烙上了剔除不掉的印记，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虽然“文革”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可以被否定被批判，但作为经历这个时代的人的命运却再也不可能重写。这是摆脱苦难之后深刻反思的人们最大的悲剧。

个体生命的觉醒是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它是“五四”的先驱们曾经发出过的呐喊，但不幸被历史割断了，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倡扬群体价值，如果说这种倡扬在特定的时期内或许有其合理性，但从普遍的意义来说，这是对“五四”曾经发出的呐喊的一次背离，一次倒退，它使得人们在表面的合理中放弃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最终导致对生命的损害。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不可能一下子丢弃原有时代的烙印，虽然从旋律上已经从大喊大叫变为亲切抒情，但在主体精神的把握中还是承续着过去的思维，诸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伟大的祖国，春光多美好”等，无疑还是以虚拟的理想来麻痹人们，本文无意于否定这些歌的悠扬与当时广受欢迎的程度，而是在强调虽然人们在否定某一个时代，而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惯性依然控制着影响着新的时代。如此，崔健的声音才显得石破天惊，有一种将世人猛烈惊醒的效果。

是的，国家大局、个体生命、青春、理想、生活、爱情、人生信仰……均以“一无所有”的羞愧面对世界，这是一代人痛苦的发现，也是一代人无奈的现实，正是在这种发现与无奈中，充满渲泄的摇滚让人们沸腾起来了，它将当时人们全部的苦闷、傍徨、困惑、失落的心情唱了出来，它没有丝毫的抚慰，而是生硬地捅破这层美妙的窗户纸：“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它揭示了被蒙蔽的幸福，揭示了这种幸福潜伏的巨大丧失，这是让全体中国人思索的音乐。它的清醒与绝望使摇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崔健的摇滚乐本身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成果，它不可能出现在新时代的前几年，即使出现也难以与大众达成共识，可以说，崔健是与时代共进的，唯其感同身受时代的气息，才能捕捉到时代的脉搏，而他的确捕捉得那样准。

三、经济转型期心灵的缺失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预测是那样准，以至于这样的乐音尚未完全划上休止符，时代已经变化得又叫认难以逐磨，一个多元的、拼贴的、平面的、无深度的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流行音乐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找到了最好的发展时机。

然而，真正传播开来的，还是那些表达了时代精神的音乐。试举一例。《常回家看看》能在缤纷的旋律中悠然现出，无疑与它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常回家看看”，其实就是子女不常回家。它实质上是呼唤对儿女对家庭对长辈的孝敬，但表达得相当婉转，既能给子女面子，又能满足父母的需要。因而，父母、子女皆宜。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并由此形成相当稳定的社会阶层，以家族、长辈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成为经济及社会地位最为有效的保障，与之相应的亲情伦理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因而，孝敬长辈是中国人最值得称羡的一幕，然而，进入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一切都变成了向“钱”看，而且是不得不向“钱”看，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准绳，原有的价值体系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发生了动摇。

毫无疑问，向“钱”看，已经构成新的价值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新的问题是，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怎么建构？尤其当经济利益与精神文化产生矛盾时怎么协调？纯粹是传统的道德已显得陈旧，不合时宜，而完全的更新也似乎站不住脚步，于是，《常回家看看》采取了折衷，是双方的妥协，它把角度定位在“小康家庭”上，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都已不再是艰辛的生存者，但唯其生活不再象以前那样艰难，精神上的勾通、亲情的交流才愈发显得重要，“带着笑容，带着祝愿，领着孩子……”，“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在这里，没有提及丝毫的金钱，而是纯粹意义上的“精神”期盼，但恰恰是在这精神期盼的表层下隐伏着令人担忧的被金钱制约着的现代社会现象，即我们可能从物质上的贫困者变为心灵的缺失者。

这首歌展现的另一个层面是，人类社会代代传承的困惑。子女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承担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种种压力，无暇顾及退出中心地位的父母，因此，在合情合理的借口下，甚至是在父母丝毫不会抱怨的情况下淡化了与父母的关系，这种金钱对人的蚕食之所以可怕，就因为其不残酷，甚至冠冕堂皇，就因为其合理合法，才获得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可，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锈损、麻木，直至消亡。正是捕捉了这样的时代气息，《常回家看看》才从众多的流行歌曲中脱颖而出，被人们欢乐地、略为有点儿感伤地传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