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宏观经济政策新取向

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呈现缓慢下降之势，经济运行仍然未走出紧缩状态，同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也日益缩小。从政策变量看，国家财政支出加快，国家财政赤字上升，国家的减税的可能性减少，继续大幅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增大，国债投资的效应减弱。即使实行减税，降息政策，根据许多专家的意见和日本的经验教训看，能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发挥多大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5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监督制度。因为据徐平华的’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尚需时间’一文中写到：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也即产权制度问题，但现在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却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没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对此我认为国家或可向一条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产权改革取得突破，解决国企及集体企业的经营激励约束监督问题。具体可参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思路”一文。

三 政府宜将下一步国企扭亏增盈的重点放在国有上市公司上。

因为其业绩大增后，则可提高股市投资价值而吸引民间资金入市投资，推动股市上扬，而有助于减持的进行。同时这也可起到启动民间投资，及利用股市的财富效应促进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回升的目的。而这是邮政，煤炭等行业性，非上市国企扭亏增盈后也难以达到的效果。为此或可像当初成立AMC收购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那样，成立专门机构筹资大规模地收购国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若现在政府难以筹到这笔资金，则也可以考虑用非上市国企等的优质资产大规模地置换国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而使国有上市公司能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由于这是在股市不断规范，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望日益改善（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独立董事开始大量设置，以及减持后有望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造成的问题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就有可能取得较好效果，不致像以前那样心血白费。这样一来，再加上其他必要政策的配合，则不但可能顺利稳妥地实现国有股减持，同时还有助于完成启动民间投资，促进消费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有助于股市的长远发展，可谓一箭多雕。因此应是值得高层慎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