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与包法利夫人之比较谈

19世纪中期，法国作家福楼拜写下他的力作《包法利夫人》；19世纪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写下一部鼎盛之作叫《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和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都有表面幸福而实际并不和谐的婚姻家庭，有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并都付诸行动，她们都有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却与社会现实产生剧烈冲突，最后因爱情幻灭而自杀身亡。本文试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概况、爱情观以及自杀原因等方面对二者进行综合比较。

一、社会背景与人物生活概况

宏观上说，安娜所处的是l9世纪70年代俄国彼得堡上流社会，爱玛则生活于19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的农村小镇，她们所处的时代相距不远，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农奴制度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与封建旧道德、妇女解放与男权文化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构成了她们共有的时代特征。

从微观上说，安娜的家庭地位显赫，出入上流社会各种社交场所，享受高雅的生活，得到甜言蜜语的恭维。但遗憾的是，她在丈夫眼中如同装饰的花瓶，外在的高雅生活掩盖不住她那充满热情和人性的生命的火焰。当真正的爱情来临时，她毅然放弃了家庭。而爱玛是农民的女儿，婚前过着农村的生活，婚后地处乡村小镇的医生家庭也与安娜所处的上流社会有天壤之别。爱玛的丈夫爱她、宠她，但是她不满足，欲望膨胀，在幻想和激情的驱使下出轨，投向了情人。

由此可见，安娜与爱玛的家庭表面似乎幸福、安祥，而内部却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是因为她们嫁给了自己所不爱的人，受到丈夫的压抑而引起，实际上从家族扩展到社会来看，都是因为女性的爱情权利和个性自由受到封建男权文化思想的沉重压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爱情观

安娜与爱玛在婚后都过着缺乏爱情的家庭生活，他们都曾经试图爱丈夫或燃气丈夫的爱情，但却都失败了。为了追求爱情，他们都不忠于自己的丈夫，不顾自己孩子的命运，但是在与情人的相处中又都未能得到期望的幸福，反而陷入更大的不幸，最后都自杀身亡。然而安娜所追求的是她与渥伦斯基精神上的单纯的爱情，而爱玛追求的爱情则掺杂物欲、***、背叛和欺骗。安娜和爱玛对爱情的追求，可以从她们追求的动机、形式和结果之不同而加以区别：

首先，从追求的动机看：对爱玛来说，争取爱情实际上就成了她融入上流社会、拥有声誉和地位的一种人生驱动力。而安娜本身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生活富足，她有的只是对理想的纯洁的爱情的追求，因此，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的自由境界和人生幸福的追求，她追求的动机可以说是为了人生的完美和丰富，为了个人的解放，摆脱家庭牢笼和社会桎梏对她无形的束缚。

其次，从追求的形式看：爱玛是通过私通、偷情和准备私奔来获得所谓“理想”的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举债，在形式上甚至是不择手段。而安娜则是通过婚外恋、闹离婚和公然出走来解决家庭矛盾和婚姻纠纷，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追求。她身处上流社会，也不存在要借钱去偷情的问题，她的行为完是全出自自身人性深处和灵魂深处的一种解放欲求。

此外，从追求的结果看：安娜勇敢地打破与卡列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离开丈夫和儿子，与渥伦斯基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并有了爱情的结晶一女儿，似乎找到了真爱，尝到过幸福爱情的滋味，但终究还是被所爱的人抛弃，情绝而命断。而爱玛除过了几年放荡奢糜的偷情生活外一无所获，最后虽然还在表面上维持着与包法利医生的婚姻家庭关系，但因欠债达8000法郎，被逼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如果说安娜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社会要求，完全是一种社会的结局，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那么爱玛的行为则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浓缩，她的结果更具有生活的普遍性。

三、自杀原因

（一）爱情

安娜选择了一种非常残酷的自杀方式——卧轨。她的“自杀”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因为此时的安娜对于爱情已经绝望而心灰意冷，她心中被一股报复的强大力量所支配，无力控制自己。其实就在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情不在之时，她的生命之火就已经熄灭了。她把渥伦斯基看成是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对我来说，自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对于我来说，唯一所有的就是你的爱”。这唯一支撑她的爱已经不在的时候，她所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空壳罢了。所以可以说她最后卧轨自杀也只是给她最终的结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已。

爱玛则是为了追求理想爱情而不幸误人歧途，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自杀。而不同的是，她并非欣然而死，相反还带着无限的凄然。在死亡将至之时，她大叫一声“瞎子”之后，悲凉离去。这一声“瞎子”可以说既是对自己的否定，也是对她爱情追求的全盘否定。爱玛一经从修道院进入社会。她把爱情想象为“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及，在诗的灿烂的天空翱翔”，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差千里。这种不切实际、想人非非的品行与爱玛这个形象结成一体，成为爱玛最重要的精神特质。而这种不切实际的爱情观最终也让她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二）罪恶感

在安娜与渥伦斯基眼神交流之后，罪恶感就在她心中埋下了种子，之后在病危、临死之际一步一步升级。在她弥留之际，她还没忘了对主说：“主啊，饶恕我的一切吧!”其忏悔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这样说，她所谓爱情幸福的享受过程其实也就是她不断受罪恶感折磨的过程。很多时候，她都是以一个“双重”的人的形象出现。她一边执着爱情，一边又自觉地把追求爱情幸福和犯罪堕落等同；渥伦斯基是带给她爱情幸福的天使，又是诱使她堕落的罪人，她对他既有热烈真挚的爱情又有不可排除的怨恨。当她这种双重人格带来的种种矛盾难以调和时，死就理所当然了。

爱玛所体现出来的罪恶感相对而言没有安娜那么强烈，但她确实在内心深处也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从她弥留之际很虔诚地吻十字架就可以看出她心中的罪恶感，她希望她的罪过能以她的死来抵消。临死前的那一声“瞎子”也正好说明爱玛确实在反省之前一系列的作为，从“瞎子”意象联想到爱玛的遭遇，爱玛本身就是一个“瞎子”，一个精神上的瞎子。为了虚幻的梦想，她一直痛苦地挣扎着，拼命地争取，最后命运还不是和“瞎子”一样。李健吾在《福楼拜评论》一书中这样评价爱玛：“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的反抗意识，她有一个强烈的个性，天生骄傲，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一个贵族妇人，期盼有奇遇，她相信将来总会是好的，她的一生只是一部谎言。

（三）社会原因

社会大转型时期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局面是造成她们悲剧的又一相同原因。她们二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激烈冲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生活观无不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往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足以摧毁人的灵魂。

安娜所生活的是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刚刚兴起的俄国，是一个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各种社会制度、道德准则都在发生着转变。安娜生活其中，受到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但安娜是一个贵妇人，她的意识从来没有真正超越贵族社会的樊篱，她没有勇气，也不愿意与她赖以生存的贵族上流社会决裂。当安娜向上流社会公开自己的爱情之后，上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她逐出了大门。这打击对安娜是致命的。从此，一种失掉了生活的立足点、精神无所寄托的恐慌便充斥了她的整个身心。安娜在奋力反抗之后终没能保住自己的爱情而死去。

福楼拜笔下的爱玛生活在法国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引以为荣的英雄时代过去了，1848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浪漫主义式的激情已经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在这样一种平庸现实生活背景下，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爱玛注定要处处碰壁。爱玛一经从修道院进入社会，周遭环境如同催化剂，使爱玛身上原已养成的向往上流社会糜烂生活的思想和爱幻想的习惯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最初，她还有一丝幻想的灵性，却逐渐地由浪漫而放荡，在***和物欲的驱使下，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爱玛的毁灭，虽然有自身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又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糜烂的贵族社会生活风气、毒害人灵魂的宗教布道、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体使她围困其中无法自由活动，可以说残酷的现实生活无可挽回地把她推向了毁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这两位女性的悲剧都发生在一种过渡时期比较混乱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下，她们的最终结局可以说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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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智量，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

杨思聪．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

[5]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6]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罗国林，译序．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