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
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本文简介: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过度垦殖与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演变——《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篇》第二章(上)尹玲玲张建民先生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垦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人口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推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随着宜农土地
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本文内容:
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
过度垦殖与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演变
——《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篇》第二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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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民先生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垦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人口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推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随着宜农土地的垦殖趋向饱和,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周边山区和河湖沼滩等土地;而玉米、红薯、洋芋等高产旱作作物的引进推广,成为当时农业垦殖扩张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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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胜生在其《清代两湖农业地理》中也指出:“过分的土地开垦,无论在哪样的地区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土地开垦的效益。清代两湖从湖区和山区的土地开垦获得了不少好处,但也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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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代中叶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人口迅速增长,两湖地区围湖筑垸进行围垦的进程日益加速。虽在明清之际曾因兵火战乱而一度中断了这一进程,呈现了凋敝之势,但清初恢复后,堤垸围垦更进一步加快。而圩垸围垦的加速导致两湖地区的湖泊迅速淤浅淤废,蓄洪泄洪能力大为下降,两湖地区的洪涝灾害也因此而日益升级。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垦一湖淤一洪灾的恶性循环,两湖地区的生态环境总体上因此而趋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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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载《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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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载《岩相古地理》第18卷第5期,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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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载《长江科学院院报》第15卷31期,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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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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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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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等先生指出,垸田“按围垦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截河和围湖两类。截河是‘占水道为田’。被占垦的河道,有的是平原上的重要河流。荆江‘九穴十三口’和江汉‘九口’的消失,就是典型例证”,“除穴口分流故道外,更多的是围垦逐年淤塞的河港”,“围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筑堤保护滨湖地区已有的田地”,“第二种方式是在涸水季节,趁湖干土现,开沟筑堤造田”。其中第二种方式的围湖垸田“从投资动工到垸成受益,所需的时间比其他类型的垸田要长得多”,但“对湖面的缩小,起了很突出的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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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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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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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赵艳:《江汉湖区的开发及其环境效应》,《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9卷第3期,2000年,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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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云梦泽演变的历史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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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蔡述明、赵艳、杜耘、何报寅:《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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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金伯钦主编《江汉湖群综合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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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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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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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要览》,测绘出版社、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第九章,第324页。.3y2m,bZ
⑦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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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嘉靖《九江府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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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汉阳府志》卷二《山川》、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卷八《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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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阳地区
汉阳地区包括明前期之汉阳一府及德安府南部辖境。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三载汉阳府有16湖。汉阳府辖汉阳、汉川二县。汉阳县有太子湖、刀环湖和西接沔阳州的太白湖,汉川县有许家湖、段庄湖、白石湖、却月湖、野猪湖、刀汊湖、五湖、沉下湖、大松湖、小松湖、安汉湖、爪子湖、清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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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五载德安府有南部云梦县境的石羊湖,应城县境的三台湖,孝感县境的羊马湖、白陂湖、东山沦河湖、董家湖、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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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荆州地区面积宽广、辖县众多,境内湖泊绝对数量最多,但湖泊面积和相对密度则较小;沔阳州湖泊最为密集,面积最为宽广;汉阳地区则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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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所列各湖并没有包括江汉平原湖泊的全部。至少在沔阳州,除了以上记载的各湖外,还有如短汀、郝盘、白鹭、龟湖等小湖见于嘉靖《沔阳州志》,有江夏、张港、革母、母猪等大量小湖仅见于嘉靖《汉阳府志》。相对而言,仅见于府、州志的湖泊一般面积较小,不为省志所收录。本文所讨论的湖泊一般未涉及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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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湖群的湖泊多系长江及其支流的附属产物。从综合特征看,可划分为河间洼地湖和岗边湖两大类。前者为渍水湖,由漫滩或河间凹地渍水而成,呈碟状水体,以宽浅为特点。后者为堰塞湖,一般沿阶地前缘沟谷口淤积堰塞而成,平面形态多呈喇叭状,水深较大。河间洼地湖营养度较高,水生生物较繁盛、饵料丰富,故成鱼产量高。岗边湖营养度较低,水生生物较少,故成鱼产量较低①。明初设置了河泊所的湖泊大都为营养度较高的河间洼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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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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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中后期江汉湖群演变的时间特点
明初河泊所的分布及其后之存废可以直接反映鱼利甚丰的中小型浅水湖泊的分布及其后之淤塞演变过程。明初,江汉平原上河泊所之设置数量众多,详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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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9中可以看出,江汉平原上河泊所之分布在沔阳州数量最多且最为集中;汉阳府之数量虽低于荆州府,但密度却远高于它;荆州府之数量较多,但其分布较为零散;安陆州、德安府之数量较少,分布亦同于荆州府。沔阳州、汉阳府境的湖泊多为河间洼地湖,而其他地区的湖泊中,则岗边湖相对较多。这与河泊所的分布也较为吻合,因此说,河间洼地湖与河泊所的置废关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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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河泊所的设置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至正统七年,在地方官的申奏下,明朝廷颁布标准后,诏准凡所征收之鱼课未达此标准者一律裁革。嘉靖《沔阳州志》卷七记载该州正统十年(1445年)裁革了八个河泊所,而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六未确载年代而记为“久革”。由此可推测,后者所载各府久革之河泊所即为正统年间依诏裁革者。虽然正统年问河泊所裁革比例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在正统年间湖泊淤废已较严重。自明初至正统间经80来年的泥沙淤积,一些原鱼利颇丰的浅水湖已进一步淤浅、沼泽化,鱼利无多。在屡年鱼课难完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向朝廷申奏请求裁革。正统年间裁革的这一批河泊所可以说明这些湖泊已经沼泽化或已趋近消亡,但并不能及时反映这些湖泊的淤塞演变过程,而是具有一种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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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随着标准的颁布,湖泊的消亡与河泊所的废革几乎同步进行。在经历了正统后期至正德前期的一段稳定时期后,自正德末始,河泊所裁革日趋频繁,嘉靖后期、隆庆至万历前期裁废尤剧,至万历中已只剩下33所,裁废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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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河泊所的裁革趋势相对照的是,明初至成化以前,沔阳州“湖河深广”,成化至弘治间,亦尚“湖池深广”,但时间演进到正德后期,则“湖河淤浅,水道闭塞”①。沔湖为江汉诸水所汇,潴于太白湖,泄于沌口,“成化弘治以来,汉淤江溢,湖水停注,积滓所澄……由是湖平强半矣。今(嘉靖末年)……水患日盛,夏秋之交,沱潜溢道……百年之后,沔更莫知谁何耳”②。明前期尚广袤二百余里的太白湖“岁自正德末季,经四十年,浊流成漳、趋下如涠,深薮渐涨为平陆”,故时人戴金有“沟渠时互换,川陆易高深……桑田沧海变,往事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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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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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汉阳府志》卷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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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嘉靖《沔阳州志》卷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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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景陵县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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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二“承天府堤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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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中叶以后江汉湖群演变的空间特点
河泊所的裁革过程与湖泊的淤塞变迁几乎完全同步。河泊所的裁革即代表该湖泊的淤浅萎缩,裁革年代之先后反映了江汉平原各府州湖群淤塞的相继顺序。以下分府州论述各湖泊的具体位置及演变过程,并力图揭示出江汉湖群演变的空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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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荆州府
明初荆州府共设14个河泊所,主要集中在沿江的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对照前述可知,其之设置同湖泊分布亦基本一致,河泊所名称及具体位置详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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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14所当中,先后有六个被裁革。石首县之冷水湖所、监利之太马长河所久已裁革,估计即正统年间依诏裁革;江陵县的倚南湖所隆庆三年(1569年)废;石首县的田坪址湖所、上津湖所隆庆六年废;公安县的洋港湖所万历九年(1581年)废。由此可以推断,冷水湖于正统年问以前即已淤浅、淤塞,倚南湖、田坪址湖、上津湖、洋港湖则于隆庆至万历初相继淤浅萎缩以至鱼利渐少、鱼课难征而河泊所亦相应裁废。前已述及,嘉靖中期以后荆州府江陵县“诸湖渚多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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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沔阳州
明初共设31个河泊所①。17所分布于州南、东南部,7所分布于州西北,3所分布于州东北,其余4所散布于州东、西、北三面。河泊所名称及具体位置详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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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六载沔阳州共设河泊所23个。但嘉靖《沔阳州志》卷七所载与其有较大出入:“国初河泊所统三十有一,正统间省十(误,应为省八)、正德间省二。”对照前者知其缺载正统十年裁革的八个河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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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的河泊所裁并较为严重,从明初的31所减为万历中期的16所,前后裁并将近一半,且裁并时间相对其他区域较早。正统十年(1445年),青山湖所省人风波蒿台湖所,头口百石湖所省人头河新掘口所,长下河所省入段下小港所,官港湖、螺子渎两所省入直步湖所,西港湖所省入西湖所,乌流湖所省入张家池所,千金湖所省入白螺湖所。正德十年(1515年)黄蓬湖所省入许家池所,赛港湖所省入直步湖所。李二河、段下小港、阳名湖3所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裁革,西湖、下帐湖两所于隆庆年间裁革。前文已述及沔阳州之湖泊自正德末季以后湮塞渐剧,据表3可知其淤塞之先后顺序:州南、州东南的大部分湖泊最先淤塞,其次是州东、州东北的少数湖泊。州西北、东北区域的湖泊则淤塞程度较轻,至万历中期大多尚存。史料所载沔阳州湖泊淤塞情况已见前述,景陵县亦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来,四汊、竹台等湖半淤浅平,竹筒河、牛角湾两处水道中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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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阳府
明初共设10河泊所。该府辖汉阳、汉川二县,汉阳设7所,汉川设3所。河泊所名称及具体位置详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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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府河泊所设置较为稳定,只于隆庆二年(1568年)裁革了上零残一所。由此可以推断,该府湖泊淤塞程度相对较轻,或者其湮废要滞后于其他地区,故湖泊水体面积在万历前期尚能大体保持。在洪泛期,湖面呈展宽趋势:“汉口虽为汉水泻流之地,但为江水汹涌横截其口,流不能泄,复逆折而上,故太白、新滩、马影、蒲潭、沌口等湖易以泛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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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景陵县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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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二“汉阳县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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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陆州
明初安陆州共设城北湖、赤马野猪湖、芦洑湖三河泊所,嘉靖十年转隶承天府钟祥县①。城北湖所位于州北5里,赤马野猪湖位于州东南150里,芦洑湖所位于州南30里。城北湖、赤马野猪湖所均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裁革,芦湫湖所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裁革。由此可以推断,该三湖在嘉靖年间淤塞均较严重,以致原设之河泊所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裁革。史料亦有记载印证这一推断,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承天府堤考略”:钟祥县境在郡治石城一带汉水洪峰“旧(嘉靖初年以前)有城北湖等之注蓄,今(万历前期)皆淤平”,在红庙堤蔡家桥一带“旧有口通二圣套入湖杀汉势,又有流涟、金港二口通枝河达赤马野猪等湖大分汉流……今半湮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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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湖泊主受汉水挟带之泥沙淤积,城北湖、芦洑湖,水泛流时均通汉江,汉水出大洪山、荆门山摆脱其左右约束后,进入开阔的平原地带,水流展宽,挟沙能力大大减弱,泥沙在此区域迅速堆积,故湖泊淤塞极为严重以至这三个河泊所全部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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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地理志五》载,安陆州为元代之安陆府,明初降为州,嘉靖十年升为承天府,沔阳州并辖属之,其附郭钟祥县为元代之长寿县,元末废,洪武三年复置,九年省人安陆州,嘉靖十年复置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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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安府
明初共设四河泊所,全部位于南部的安陆、孝感、应城三县,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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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县之府河泊所“久革”,估计即正统年间依诏裁革;注泉湖、三台湖、东山沦三所于嘉靖后期、隆庆间、万历初相继裁革。由此可以推断,该三湖自嘉靖至万历初淤塞较为严重。该区域湖泊主受汉水及其支流涣水所挟泥沙淤积,故其河泊所至明后期亦全部裁革。但因位处汉水下游,其上游安陆州钟祥境内之湖泊先接受汉水泥沙淤积,其湖泊填高淤废,不再具备蓄洪、泄洪能力,故泥沙继续向位于其下流的德安府境内之湖泊堆积,故德安府境之湖泊淤废时间在安陆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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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东晋时,荆州城南开始修建江堤,后又经历代加高培修,至明嘉靖末年堵塞郝穴,荆江大堤连为一体。又由于江汉地区现代新构造运动继承了自北向南倾斜下降的性质及地球科氏力长期作用的结果,荆江分流水道逐渐南移、水沙向南汇集①,江汉陆上三角洲东向扩展,江汉平原上的湖泊呈现向下游的东南方向位移的趋势。刊于嘉靖十年的《沔阳州志》卷五载:“湖故属沔,今半在汉阳。”而刊于嘉靖二十五年的《汉阳府志》则载:“汉阳实居大半。”同荆江分流分沙逐渐南移、汇集,湖泊向下游位移的趋势相一致,太白湖水体亦不断向沔阳州东南汉水下游入江处位移,进入汉阳府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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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湖群的湖泊多系长江及其支流的附属产物。明初设置河泊所的湖泊大都为富营养型的河间洼地湖。沔阳、汉阳地区之富营养型、水生生物繁盛、成鱼产量高的河间洼地湖要较荆州地区多得多。荆州地区之众湖泊中,则相对以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河间洼地湖为多,其他各县则较少。本文从河泊所的置废角度出发,总结的是这一类湖泊的淤塞演变规律,但从泥沙淤积的时空特点来看,则对于整个江汉平原上的湖泊都是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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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汉平原以沔阳州境的湖泊淤塞湮废最早,荆江河段在此自东南折而转向西北,江水迂回不得宣泄而冲决,水患尤多。位处州南的湖泊为长江洪水最先潴泄区,该区域的湖泊淤塞填高后,水流、泥沙即向下游方向州东南、州东的众湖泊冲淤。沔阳州境的湖泊淤塞填高、蓄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后,水患即向上游的下荆江地区石首、监利县境转移,该区域之湖泊也就相应淤浅、湮废。安陆州、德安府南部境内的湖泊受汉水所挟泥沙影响最大,其淤积速度和淤塞程度最为严重,河泊所裁革也最频繁而集中。汉阳府位于汉水下游,其湖泊的淤塞时间在中游之后;又由于荆江分流分沙逐渐南移、汇集,水体面积向下游位移,故汉阳府境之湖泊淤塞程度较其他各府州为最轻,该区域内设置之河泊所也最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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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明代江汉平原上众多湖泊淤塞湮废的时空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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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特征:成化以前,淤积速度缓慢;成化至弘治间,淤积速度有所加快,但淤塞程度仍较轻;正德末以后,众湖群迅速淤浅、淤废,直至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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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特征:汉水泥沙自上游向下游依次淤积;江水泥沙先自上游向下游淤积,而后又向上游回溯淤积。
三
围垦—湖淤—洪灾的恶性循环与时空特点
1.围垦—湖淤—洪灾的恶性循环
新淤出之湖地肥沃而易耕垦,故富豪侵占围垦严重,这就又加速了水患严重、湖泊淤浅的进程。荆州府“自嘉靖年间富豪侵占湖地、私图己利”,陆续筑塞通往各湖的小河口、丁家河、泗港口、张接港、黑流渡、渔泛口、潭子口等穴口,以致“嘉靖三十九年至今,堤塍无岁不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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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平原华容、安乡一带,在宋元以前尚为水乡泽国,没有什么居民聚落,常产即湖地,“楚邑华容,昔称水国。五渚萦墟,九江汇泽。邑西教里,届于水滨。宋元而上,绝无居人”②。明嘉靖、隆庆以后,随着江汉平原渐被淤填、地势高于江南之洞庭地区,依水流就下之势,荆江向南分流。虎渡、调弦两口分流所挟之泥沙大量淤积其地,长期淤填的结果,水下三角洲渐出水成陆,正统年间共筑堤为四十八垸;隆庆年间已有百余垸,其中安津、蔡田、官垸面积最广,延袤均达十余里,小者田亦达百亩;至万历年间,官垸、涛湖、安津、蔡田四垸已发展至各周回达四十余里,华容县之钱粮半出其内③。原广袤号称八百里之洞庭湖经无数次的泥沙填淤,发展至清代后期也已是“冬令水涸,湖心大洲毕露。东湖港汊既多;西湖较宽,然淤浅亦复不少”,以致时人慨叹日:“今之洞庭,非三十年前之洞庭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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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由于人口渐增,对土地的压力渐大,于是与水争地的围湖圩垸日渐发展,渔业经济渐向农业经济转换。由于水体面积缩小,调洪、蓄洪能力下降,水患渐趋频繁、为害日益剧烈。洪峰一至,堤防溃决、圩垸冲塌,洪水所挟泥沙大量淤积,湖泊淤浅、淤废,调洪、泄洪能力进一步下降,水患更甚,湖泊淤废加速,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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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附开复荆承二府属穴口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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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隆庆《岳州府志》卷十二《水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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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华容县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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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十六《建置志·堤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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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常德府堤考略》、《岳州府堤考略》、《华容县堤考略》、《巴陵县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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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清中后期情势已大不相同,有清中叶乾嘉时期水灾相对尚轻,而至道光末年以后则情形又变,至咸丰、同治年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咸丰二年(1852年),江流在小水年间于南岸决口未修,终于咸丰十年(1860年)冲出藕池口分流河道。同治年间又冲出松滋口河道,至此变成虎渡、调弦、松滋、藕池四口向南分流,洞庭湖平原之水灾日深。有史为证:“乾嘉时沿湖间***稔者,则以虎渡宽止十余丈、调弦广半里,水细泥少、湖底沈深,力能容纳。故沈没虽甚于前,怀襄未及于今。咸丰十年藕池镇决口之宽广与江身等,浊流悍湍澎湃而南,水既增加、湖身淤浅。今华容当口处泽皆成洲,湖至冬涸,褰裳可济。北增十倍之流、南无吞吸之地,此数年来水患所以顿加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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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万历以后,由于长江北岸的分流穴口尽皆堵塞,虎渡、调弦两口向南分流,洞庭湖地区的水灾爆发渐趋频繁。常德府境以郡治与武陵(今常德)、龙阳(今汉寿)两县地水患最多,尤以槐花、花猫、南湖、皂角、宿郎堰、大围等堤防最为切要,洪水一涨,最易冲决。常德府境嘉靖元年(1522年)大水始决堤防,“十二年江涨,几破城垣;三十九年以来岁遭淹没”②。湖泊淤废成陆以后,土地肥沃、易于耕垦。且看时人对湖田形成过程的叙述及定义:“垸民往往于垸外水滨垦田植黍粟早稻,水小泛则阻其港汊,积久而淤渐成陆畦;水大至始莫援,谓之湖田。湖田又无税额,三载一熟则倍获厚利”③。新淤出的湖田不用交纳租税,因此不仅当地土民迅速围垦,他乡客民亦前来筑堤垦辟,“湖田多淤,率岁收数钟,游民强籍业焉”④。常德府境之客户以“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捆载以归、去住靡常”;因客无定籍而湖田又不税亩,“故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而不出租粮者”,造成“土民日敝而客户日盛”;因此江右客户与当地土户常常发生各种矛盾冲突。针对这种情况,当地人民期盼并极力呼吁朝廷改革赋役制度以使客民入籍、湖田税亩,同缴赋税、同服徭役,以上益国库、下均贫富。“诚使造册之年清审有法,于土户不许其漏丁,于客丁必责其附籍;公以临之、恕以行之,皆因田以课税,定差庶平、贫富以均、户口不损,而客民亦得以自安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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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十六《建置志·堤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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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常德府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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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隆庆《岳州府志》卷十二《水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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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万历《湖广总志》卷十《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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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嘉靖《常德府志》卷六《食货志·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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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湖广总督汪志伊著《湖北水利篇》,载(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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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三江总会堤防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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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三“九江堤防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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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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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沔民之弊始于成化、极于正德,疮痍至今,未之复也”①;沔阳州地方官问民疾苦,“长老咸曰:沔之水利,最患者茅埠、江口。三十年,东南鱼矣。田疆非先朝旧制,为贫与寡者忧。西北无遗孑矣”②。承天府潜江县当汉水下流,“嘉靖以来,汉水数涨。涨则田没而民徙,田没则经界淆,民徙则故业失”③。愈益频繁的水灾势必造成更多的泥沙堆积,湖泊进一步淤浅,由此而形成恶性循环。沔阳州“自正德十一、二年(1516—1517年),大水泛溢南北、江襄大堤冲崩,湖河淤浅、水道闭塞、院堘倒塌、田地荒芜。即今十数年来,水患无岁无之”④;沔湖自成化弘治以来,“汉淤江溢,湖水停注,积滓所澄……由是湖平强半矣。今(嘉靖末年)……水患日盛”⑤。沔湖为江汉诸水所汇,潴于太白湖,泄于沌口,明前期尚广袤二百余里的太白湖“岁自正德末季,经四十年,浊流成漳、趋下如涠,深薮渐涨为平陆”,故时人戴金有“沟渠时互换,川l陆易高深……桑田沧海变,往事复而今”之叹⑥。清人亦言沔阳州昔时为多湖港渊薮、水有所容纳之区,经多次洪水泥沙堆积,久而久之则“淤垫成洲、垦为阡陌,且各修垸堤以障之,尽占水道”,州境之府场、柴林等河以及入洪湖、青滩、沌口等之下游支河口门节节淤塞⑦。自嘉靖初筑塞郝穴口、荆江北岸穴口尽数堵塞后,“从黄潭而下是处皆险,时有一决则江、监、潜、沔直至汉川长三百余里禾稼庐室尽归乌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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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淤出之湖地肥沃而易耕垦,故富豪侵占围垦严重,这就又加速了水患严重、湖泊淤浅的进程。荆州府“自嘉靖年间富豪侵占湖地、私图己利”,陆续筑塞通往各湖的小河口、丁家河、泗港口、张接港、黑流渡、渔泛口、潭子口等穴口,以致“嘉靖三十九年至今,堤塍无岁不决”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特大洪水,荆州府夹岸南北凡六县,北岸则江陵、监利,堤凡四万九千余丈,南岸则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万四千余丈,“洪水决堤,无虑数十处,而极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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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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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万历《承天府志》卷十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