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读书报告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读书报告本文简介：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读书报告一、吕叔湘语法思想简介一百年来，中国的汉语研究从传统语文学逐步迈向现代语言学，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模仿印欧语言的描写框架到逐步立足于开掘汉语自身规律的探索历程。可以说，自中国人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一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语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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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读书报告

一、吕叔湘语法思想简介

一百年来，中国的汉语研究从传统语文学逐步迈向现代语言学，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模仿印欧语言的描写框架到逐步立足于开掘汉语自身规律的探索历程。可以说，自中国人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一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有效地运用于汉语的分析，并创造出一套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充分准确地揭示汉语的面貌。回顾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历程，吕叔湘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是继《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研究思想历程的写照，从《中国文法要略》到《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语法论文集》、《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引导和推动了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一贯重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机械地模仿外语，他通常能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简单介绍下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思想，仅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参考下。

首先，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语法思想。

吕叔湘对西方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际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他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同时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主张，一方面，要防止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方面，也不能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能套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吕先生十分赞赏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的“研究法大纲”里提出的三原则，即，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他把这三原则解释为：第一，语法规律应该从语法现象归纳，不能凭语法专家的主观来制定；第二，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语法，研究汉语的语法不可拿西方的语法来硬套；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吕先生早年受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和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的影响。他的成名作《中国文法要略》发表于四十年代。这部汉语语法既借鉴了叶斯柏森和勃吕诺的语法思想，又充分考虑到了汉语的实际面貌，以意义范畴统摄表达形式，以功能综合形式和意义。《中国文法要略》是继承与借鉴、务实与创新的典范，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它“提出了一个内部蕴涵有机联系的表达论体系，这也是迄今为止汉语研究中的最为完整的表达论体系”。

吕先生立足于汉语实际的研究思想也体现在关于汉语语法单位的论述之中。吕先生指出：“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的单位，语素、短语、小句是次要的。（这是就传统语法说，结构主义语法里边语素的地位比词重要）讲汉语的语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在此基础上，他把语言的单位分作动态单位和静态单位两个层级。用“小句”而不是用“句子”作为基本的动态单位，因为“较能适合汉语的情况”；而在动态单位与静态单位之间，他认为“把短语定为词（或者语素）和句子之间的中间站，对于汉语好像特别合适。”吕先生的这些观点已经被语法学界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理论研究与用法研究并重

在语法理论方面，吕叔湘的一系列著述对于引导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十年代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中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汉语里“词”的问题概述》、六十年代的《说“自由”和“粘着”》和《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等，总结分析了语法学界在处理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成功与不足，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应用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成书于七十年代末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汇集了吕先生对汉语语法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分析了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对西方传统语法及现代主要语言学理论如何与汉语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对八十年代及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吕先生一向认为用法研究与理论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用法的研究调查，他的《把字句用法的研究》、《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等一系列文章，收集归纳了大量用例，有些甚至是对专书作穷尽式的考察。由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讲虚词及少数实词的用法，把汉语语法的讲解落实到虚词的用法上”，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词典。对于汉语语法这个历史不长的研究领域来说，这种对具体语言事实的深入挖掘和对用法的全面细致的勾画无疑是奠基之作，它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应用领域，而且对今后的理论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比较和对比的语法思想

吕叔湘先生十分重视语言的古今比较和中外对比。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初版例言中写道：“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一句话，白话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让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是徒然。”

这一段话对语法研究和语法学习都有指导意义。我们都承认传统的中国语言学没有现代意义的语法学这个分支，是《马氏文通》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在***忠之前的那么多的精通汉语的学者都没有写出像《马氏文通》这样的书，也没有现代意义的语法学？原因恐怕在于没有拿汉语和外语做系统的比较。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在文言和白话比较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有口碑的，至今没有其他著作可以取代。他在40年代对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专题研究论文也是汉语历史比较方面的典范之作，这些是有目共睹的。他对中外语言的对比也很重视。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附注中不断引证国外的文献和语言材料，建议分化汉语，不再以位置为准区分状语和补语时，也有中外比较的考虑。

第四，主张多做调查研究，穷尽描写。

吕叔湘先生一贯主张语法研究应该以语法现象和词语用法做穷尽的描写为基础。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说：有问题就得求解决。解决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例多做调查研究。……事实摆得不够，道理也就难于说清。弄清楚个别词语、各种格式的用法，才能对语法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穷尽描写是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准则。《中国文法要略》收集用例齐备，对语句结构和词语用法的描写至为周详。以《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为例，这篇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完全是因为收集的例句极为齐备，分类十分细致，再加上辨析精当，以致后来对汉语句子主宾语问题的讨论难以超出此文的范围。

第五，着眼汉语特点，重视语义分析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一贯重视语义的作用。在50年代词类问题大辩论当中，以意义标准划分词类已经遭受许多指责，然而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吕叔湘先生仍然强调：“无论用什么方法划分词类，词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如果一种分类法的结果有跟词义大相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又指出：“在语法分析上，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

由此可见，吕叔湘先生的语法思想最大特点就是务实，重视实际运用。他注重从大量的语言材料出发来研究汉语语法，不拘泥与现有的概念和意义。

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年出版，是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最重要的一部语法理论著作。这本书篇幅不大，不到七万字，但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全书以语法分析为纲，结合我国语法学创建八十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对语法研究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语法体系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的检讨。

（一）

创作背景和目的

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问世到吕先生创作《问题》将近有80年的时间。在这80年中，中国的语法学家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执着耕耘，不断探索，使得汉语语法学由最初的模仿借鉴，逐步走上了发展创新的道路。“文革”结束后，汉语语法学的各项研究重新开展起来。然而，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许多研究被迫中止了一段时期，再加上这80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各个方面的进展头绪繁多，参差不齐，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汉语语法学发展了怎样一个阶段，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后的工作方向和重点在哪里，这些都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吕先生创作了这部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重要之作。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吕先生在序言以及引言中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我把它梳理为一下几个方面。

1、

检讨80年来汉语语法学发展中的问题，看这些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何以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处理法的利弊得失又如何。用吕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摆问题。

2、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各种看法，目的在于促使读者进行观察和思考。

3、

在摆问题的过程中表明自己的倾向或者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4、

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说明，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5、

让读者明白，体系问题的未能甚至不可能定于一，不能完全归咎于语法学者的固执或无能。

（二）主要内容

全书按“一

引言”、“二

单位”、“三

分类”、“四

结构”四部分展开论述。主要是摆问题，促使读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但也常常摆出几种看法加以比较，指示解决问题的途径。“引言”部分提到汉语的语法分析之所以意见分歧特别多，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单位”部分提到语素（语法分析中普遍接受用“语素”代替“词素”始于此）、词、短语词、短语、小句和句子。吕先生特别指出“汉语的词的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语素、词、短语是静态单位，小句和句子是动态单位。”“分类”部分提到词的分类、短语的分类和句子的分类。认为汉语由于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划分词类就不能不依靠句法功能。短语分类可以按结构，也可以按功能。并且指出一般认为句子只有结构分类，没有功能分类，其实也是一种老框框。“结构”部分提到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句子的结构和分析方法、句子成分和结构层次、单句复句以及句子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作者是以一个个问题串联全文的，但是这些问题不是零乱地堆积起来，而是被作者组织在一个语法体系里。可以说，作者既注重摆问题，同时也照顾到了语法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于不同的问题，作者的原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所以有的问题是长篇大论，如“语素”、“补语”等，而有的问题则一笔带过，如“词根”、“定语”等。在讨论中，作者主要是摆问题，分析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得失，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意见。

（二）

指导理论

在书中，吕先生在摆问题的同时，往往对问题的处理表明倾向或直接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那么，决定这些理论观点的基础指导理论是什么？

在著作开头吕叔湘提出“下面谈问题，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语法的间架之内谈，别的学派有可取之处也不排斥。”可见，这本书主要是以传统语法为理论基础的，不过对于这里的传统语法，不能仅理解为西方的传统语法。胡明扬先生指出：这里的“传统语法”指的是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传统的语法，而不是狭义的传统语法，更不是所谓句子成分分析法。如果说有一点传统语法的色彩，那主要反映在术语方面。那么，“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传统的语法”又指的是什么呢？张斌和胡裕树两位先生曾说“什么是汉语语法学的传统？只需简单地回顾下历史，人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语法研究总是同语文教育密切联系着的。”据上所述，我们以为，吕叔湘先生这里的传统语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导源于西方传统语法的汉语语法传统，基本内容包括：较多采用西方传统语法的格局和术语，重视意义在语法分析中的作用，重视语法的语文教育功能，重视对句子格局的分析。***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汉语传统语法的代表。吕先生就是以这种传统语法为基础，积极吸取别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自己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别的学派主要是指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传统语法源远流长，在语文教育方面功不可没，对吕先生的语法理论影响深刻。结构主义语法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影响国内的汉语语法研究，到了七八十年代，这种影响有增无减。尤其是吕先生亲自翻译了赵元任先生的主要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汉语语法的《中国话的文法》（节译本题《汉语口语语法》），结构主义对吕先生的影响可想而知。上世纪中叶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言理论，其影响波及汉语语法研究，吕先生也从中受到启发。

例如，在“主语和宾语”这个问题上，吕先生主张综合考虑位置、施受关系甚至表达（主题）等各种因素，这种观点当然与他的理论基础有关。根据位置来分别主语和宾语，这是结构主义语法的主张，而考虑施受关系，这又是汉语传统语法的做法。又如重视短语在句子分析中的地位，主张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的研究，这是受到了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

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决定着分析标准。吕先生在这本书中的理论基础是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等的融合，再加上汉语缺乏明显的形态标志，因而在汉语语法分析中，吕先生主张“综合标准”。“由于汉语缺乏发达的形态，因而在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难于根据单一标准，而是常常要综合几个方面的标准。”标准主要有哪些？吕先生在书中说“一般地说，有两个半的东西可以做语法分析的依据：形态和功能是两个，意义是半个。”具体到汉语，由于形态的缺乏，分析标准主要是功能和意义。

例如划分词类。吕先生认为主要依据句法功能，“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就不能不主要依靠句法功能（广义上的，包括与特定的词的接触）”。但是也不排斥意义的作用，“在语法分析上，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又如早分析句子成分中，吕先生采用的是语法功能和意义双重标准。在主语和宾语问题上，吕先生认为，“汉语里边，名词没有变格，区别主语和宾语失去主要的依据，只能在位置先后和施受关系上着眼”。在处理补语、状语等问题上，意义标准实际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三、引言知识点

引言中总共有7个小节。第一小节讲的是本书宗旨和指导的语法思想，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谈了。

第二小节谈的是实质性问题和名称问题。这里，作者区别了短语、词组和结构。词组，一般理解为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实词，短语，则是一个实词搭上一个虚词，如“我们的”（的字结构）。“来不及”“看中了”之类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东西，可以叫做短语词，绝不能叫做词组词。因为短语是词的组合，这些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像“来不及”这类语素组合既有实语素也有虚语素，所以只能叫短语词。至于结构，作者认为一般要戴上个帽子，什么什么结构，不能光说“这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个词”；而且结构既可以用来指关系，如主谓结构、偏正结构等，也可以指实体，即某一具体语段本身。但有时候挺别扭，例如说：这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不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结构。

第三小节主要是解释本书为什么尽量采用旧术语。

第四、五、六小节都是讲形态。在第四小节里作者提出了汉语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关于语法分析标准，作者还提出自己的创见：一般地说，有两个半的东西可以做语法分析的依据：形态和功能是两个，意义是半个，——遇到三者不一致的时候，或者结论可此可彼的时候，以形态为准。

第五小节提出了个渐变理论。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像词和非词的界限，词类的界限，各种句子成分的界限，划分起来都难于处处一刀切。比如词类问题，动词和名词这是汉语的两个最基本的词类，但动名之间有许多语法特征是渐变的相邻的类，类与类之间有的语法功能有许多的交叉，比如，非谓形容词与名词与形容词的界限，形容词与非谓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不及物动词与形容词与及物动词的界限，动词名化问题，词的兼类问题词类活用问题等等，都属于有待更深入研究的有中间状态的语法问题。吕先生在《汉语里词的问题的概述》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学者在讨论词的界限问题上遇到的各种中间状态。

在第六节提出了综合标准理论。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因而在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呀难于根据单一标准，而是常常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既然要综合几方面的标准，就有哪为主哪为次，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吕先生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有一节叫“一个标准和多项标准”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第七小节主要讨论意义在语法分析上的作用。在语法分析上，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它有时候有速记的作用，例如在辨认一般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有时候它也有启发的作用，比如在区别不同种类的宾语的时候。

传统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意义，可是对于如何利用，有如何控制，没有很好的论述。有的单纯考虑意义缺乏形式上的印证，就意义论意义，未能与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它在理论方面的弱点。这吕先生在《从主语和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文中已有详细揭示。还有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第三章“主语和宾语”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