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想稍微认真一点地训练自己写作。当时我自以为有一条独到的见解：很多同龄人和我一样，读着关于约翰彼得玛丽的故事长大，伦敦巴黎纽约似乎比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更让他们感到亲切。对于这些读者，与其给他们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故事，还不如刻意去编造一些全然发生在异邦的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想法，两年来我写了一些这样的异邦故事。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不算太难，我在国外生活已经有几年了。

与此同时，在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困难。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我发生和目睹的私人生活，似乎在当时只是被经历了，而在多年后，情节不断重放，不断被审视，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已经成年的我去为过去的经历提供解释。当时我难以理解的长辈，很多都故去了，我却仍然在心中不断面对他们，无法与之和解。我发现我难以解释大部分私人生活，尤其是全然用沪语沟通沪语思维的家庭生活。“爱”“恨”这样的大词似乎更适合出现在波澜壮阔的俄国小说里，上海人使用更暧昧的“欢喜”或者“厌弃”。是非善恶的问题是狄更斯和霍桑的专项，可是家庭生活中我经历到的道德账本远比这些要糊涂纠缠得多。除了这些感情上或者道德上的暧昧，更可怕的是，当我回忆起在上海的十几年生活，大段大段的往事中我甚至找不到感情或者道德本身，不是“坏感情”、“坏道德”，而是“无感情”、“无道德”，一片空白。人们说着话，你以为他们有什么目的而说这些话，可是他们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只是突然站起来了。

当我把写作的容易和私人生活的困难联系在一起思考，我意识到写作对于我之所以还不够困难，是因为我归根结底不相信作品能折回过来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作品负担着对生活做阐释的重任，我的确还没有读到这样能阐释我的私人生活的作品。许多小说和诗歌让我感动，可我从没有在其中找到我的父亲母亲。语言的不同——文本是用普通话读写(甚至是下意识中的英语转译)，而私生活大部分是用沪语沟通——固然是两者之间难以交流的困难之一，可是我隐隐觉得，这中间还存在更深更不可逾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