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堪称“古今杂糅”的手法将中国传统中的圣人、英雄彻底“人化”，通俗地说，就是将伟人生活化。它已抛弃了对英雄作无尽讴歌的传统，转而揭露起高贵的人物被世俗牵绊的事实。在和传统逆向的思考中，描绘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戏说衣冠楚楚者，一语道破作者所要表达的荒诞。比方说《奔月》中曾经的射日英雄对妻子百般听从，不顾劳累，只为满足时常无理取闹的嫦娥对于肉食的渴望。从一个英雄式后羿，到俱内的丈夫，最后在被视如己出的徒弟背叛，往日疼爱有加的妻子的离弃后，又重新消逝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半传说半想象的刻意安排，在荒诞中对现实中的种种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像是诉说着昔日的“战士”失去对手后的无可着落与逐渐没落的趋势。相信，“骨子里仍藏着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是对于先生历时20xx年的最后的创作的最恰当的评价。虽然先生自己在《序言》中说到对《补天》后半段油滑的写作表示否定，但不得不指出作为试验性的创作，这种误区是很容易踏入的，因为对于“丑角”的插科打诨，“度”的把握实在重要的很，毕竟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无味。可惜在先生意识到时，上天却决绝地带走了一代文学巨豪，将这份永远无法填补的遗憾作为为了忘却先生的'纪念。

其次，虽然知道先生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认为那是戕害心灵的玩意，但若是没有被先生视为污垢的传统文学，像《故事新编》这样优秀的作品应该也只是化于天地之无形了。所以当今国学的兴起，看来也是历史的必然。毕竟“存在即合理”，或糟粕，或精华，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只需培养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是可以站稳脚跟的，不至于像鲁迅先生担心的那样被“黑洞”所吞噬，但这种能力的形成，可谓有待磨练，而像先生那样将其活用，更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