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诸葛亮在这里弄错主次，对荆州不予重视，关羽失荆州后，蜀汉从此不可能“顺流而东”，而秦川方向则无法打通，只能坐困两川之地。
当诸葛亮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迟了，他面临决择：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
他清楚自己的分量，在《后出师表》中，他说：“量臣之才，故知伐贼，才弱敌强也”。本身才干如此，如不主动进取，则：“然不伐贼，王业也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这是因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如若要进取，手中力量又是怎样？自入主汉中以来，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后，几年功夫，共有70馀名善于冲锋陷阵的将领和一千多军事骨干死亡，这批军事骨干是经数十年积聚培养而来的，倘若再经数年，将再损失三分之二，已明显表明兵力不足。假如坐守，等候敌方进攻，所付出代价，与主动进攻是相等的。所谓：“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这是诸葛亮个人见识，是比较客观的。
古今中外，打仗表面是打军事仗，其实是打后勤战，旷日持久之仗，更是打国家综合实力战。蜀国综合国力如何呢？一组来自正史《三国志》的数字可说明：蜀亡时，“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军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馀万（斤、石？），金银各二千斤…”。可以说，库存到了扫砖缝地步，这是一个国家的物资储备！从数字中，还可看到，平均每9人要养一个兵，每七户要养一个官。（予按：今之为政者当鉴之！）这种情形，即使在诸葛亮初次北伐之际，（时已经彝陵之战）情势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别说要“北定中原，恢复汉室”。那怕自保已是很难的了。难怪诸葛亮又承认：“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
蜀国的情形是这样，诸葛亮也认识到了，作为当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且怀有政治阴谋的司马懿，当然非常了解周边其他二国的情形。他故意夸大对方力量，危言耸听，为的是要牢牢掌握魏国武装力量之大权，以期一旦时机成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夺取魏国政权。
司马懿背后的魏国情况如何？以魏国方面而言，自曹操占有中原之地后，削平境内各路豪强，平定北方，势力直达辽东半岛。采取安定境内政策，屯田兴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人口增殖，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全境已初步安定，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他虽挂名为汉朝宰相，实则牢牢掌握国家权力，事权归一，并且以汉朝正统名义号令全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才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代汉立国称为魏，七年后，曹丕死，子曹睿为魏王，司马懿被任命为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骠骑大将军。对于司马懿这个政治野心家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良机！但司马懿自身衡量，要夺取魏国政权时机尚未成熟：曹操死去才七年，原来一批忠实手下尚在；自己的羽翼未丰满；朝廷重臣对自己有诸多猜疑…。于是以退为进，上书曹睿，要到西凉屯兵，表面上是守雍、凉二州，实则拥重兵不放，扶植军事爪牙，守候时机。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正在这个时候，“空城计”也将发生在这一次战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