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几个医生朋友，平日里聚会总聚不齐，问起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个字“累”。

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研《2019医师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在“中国医师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及率%”这一选项上，“超负荷工作量使得医师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问题。而就“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一指标，认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医师占比60.8%，接近2/3的医师同意这种观点，医师工作量大、强度高是一种行业共识。

数字若显得无感，《中国医生》的实况拍摄就让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医院心脑血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心脑血管病是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所谓的绿色通道，按纪录片中的说法，要像军队一样的，要做到24小时全天候，所有医生链条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争分夺秒去抢救患者。

医院的绿色通道是朱良付发起的，所以刚开始每次急诊，不管凌晨几点，他都亲自来。一台又一台的手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时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饭，接到急诊室电话又立即往医院赶。主管护士对着镜头说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点，还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点，他们才休息。”继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没有生活质量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同样是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纪录片拍摄他的那一天，他连做了三台手术，17个小时。17个小时得像雕塑一样站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精密的手术。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得戴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而因长期站立他腿部静脉曲张，得常年穿着弹力袜。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死”，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

医生如此辛苦却还得忧心自己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实实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