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9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