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习惯于妥思妥耶夫式的的漫长叙事，也许最真实的叙事注定无法不漫长。执着是个可怕的东西，执着于生活的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埋头长征，也可以恶魔一样揣起屠刀。可人从来不是只生存于两段的砝码，最真实的人生是游离在平衡与偏执两端的维系。

跨过天平的横梁走到极端的过程，是屠戮自己的过程--把自己交给上帝，或是交给恶魔。 生活擅长制作常谈常新的谜团，不管是天才还是傻瓜都能有所解悟，但现实永无正解。窘迫的现实与对理想主义的推崇让一个年轻人陷入疯狂，他躺在棺材一样阴暗低矮的出租房里思索，以“确定自己是属于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还是只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

在偏执狂的思维里，不平凡的人可以疾驰的象群般践踏着脚下的生命踏上光明，平凡的人注定庸庸碌碌供人踩踏。拿破仑的铁骑横扫欧洲的时候，生灵涂炭的战场成了皇位后最闪亮的注脚。拿破仑乘着历史的东风成就王座，他说：“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让后人去评判吧。”可惜那个躺在棺材里的大学辍学生做了最偏执的评判。社会的畸态让他只看到践踏与辉煌，并且将前者视作后者的必要基础。 对自我哪怕还有一丝坚持的人，都是不适合拿起屠刀的，更何况是饥寒交迫中靠消化自我维系生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当他在病态的执念中将劈柴的斧头变成杀人的利器，其实他不差毫厘地杀死了自己。他近乎推脱的言辞并没有错，不是他杀死了寄生虫一样的老太婆，更不是他杀死了老太婆天真无邪的妹妹，他事先早就将斧头砍进自己的脉搏，犯罪现场只生产恶魔而不适合活人。

“我”之死成就“我”之恶，这个命题也许在唯物论者眼中是嗤之以鼻的自欺之辞，可惜“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唯心的解读往往给生活以解脱。 执着于错误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偏执表现在生活里尤其令人难以逃离。用最世俗的眼光审视小说主人公，或许会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未能将自己的教义坚持到底，他没能彻底将良心的自我毁灭于黑暗中，杀人后他成功地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却再脱离不了自我的谴责。无耻者的最无耻之处便在于他总能绕过人性的约束而将失败归之于手法上的失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说：“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若人可以用畜道生存，那么生活就没什么不可以。所以罪的罚对于无耻者是无效的，对于高尚者却是难以逃离的。也因此，生理上的惩罚其实对于罪犯而言是最低级的，因为这能够以儆效尤，却不能让他学会高尚。只要邪念未死，一点点侥幸心理的作祟便足以令其重返罪途。

关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文末也是语焉不详，或许正如批判者所言，这曝露了无法剥离的时代烙印。但当索尼娅将自己的柏木十字架戴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脖颈，而自己戴上属于被男人杀死的莉扎薇塔的铜十字，当她选择罪之罚的重者与男人共涉西伯利亚，当爱情的唯美洗濯时代的污浊，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同是时代的弃婴，却以爱为结获得了新生，这到底是出于文学家的浪漫，还是源自历史的归宿？

真情难求，难在少有共同承受，爱情的本义可能便是于共同承受中获取共同的救赎。可惜，小说诞生之日起，作者便已经死亡，何况如今其人尸骨早已化为春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没有机会为自己辩驳。文学大师恐怕也不会为小说辩驳，但若是那份“共享十字架”的伟大爱情尚不能让人救赎，我亦无言。 时代的焦灼塑造时代的弃婴或是宠儿，生存在历史之痛中的人们，自须领受生活的正解。在此意义上，“罪与罚”毋宁说是“罪与救”，救赎之道与沦落之道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