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作者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辨和深刻的史学见解。该书打破了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近代史通史模式，思辨独特，在很多方面都有其创新。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一下几个方面具有独特的创新：

首先、线索方面的突破。传统的近代史书籍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其余论述皆以此为中心进行展开，造成“只见国家而没有社会”，“太重政治而轻其它”，“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公式”。本书则以近代化作为全书的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与“反变革”。

其次、视野的开拓。作者把研究的视线几乎拓展到了传统近代史（指建国后的近代史）所没有涉及的社会各个方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等，并且特别注重社会心理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的每一次外国的侵略都给国人以心理上的震动；侵略越深，震动也越大，近代化的步伐也在这个过程中蹒跚前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都占领了京城，把清廷赶了出去，对传统的顽固守旧心理打击最大，而且经过庚子之变，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最终解体，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欧风美雨”冲刷的潮流之中，新旧代谢迅速发展，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种社会心理变化是近代化发展的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洋务运动，导致了近代化的起步，甲午战争推动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则触生了清末新政。由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进而论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我觉得，本书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全书脉络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明晰地呈现出来。

再次、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作者独特的哲学思辩使得本书各个部分都见解深邃，例如：前人论及辛亥革命的失败都认为是孙中山将总统位置拱手相让，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陈先生则洞察到“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袁世凯能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只是因为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这时的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的心目中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孙中山在时人看来是只会发动暴乱，而不能建立社会秩序的形象。而袁世凯此时的形象“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因而人们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陈先生通过社会心理的独特分析突破了就政治史谈政治史的固定模式，看到了政治史背后的更深的社会层面。

最后，语言方面的创新。本书语言平实，文采优美，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如用“日本冲来了”描绘甲午战争的场面，用“欧风美雨”形容20世纪初中国的迅速西化的史实，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爵之回味无穷。

此外，我认为该书有一些不足：

其一、叙述重点放在前80年（1840－1919），而后30年（1920－1949）只用很短的篇幅就写完了，给人头重尾轻的感觉，值得商榷。

其二，在论述鸦片战争时，作者没有论述到条约中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内容，在当时中国社会心理方面，其破坏或者严重程度在国人心理的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