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位士大夫，他是皇帝的秘书，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诗人，是饮酒成瘾者，是工程师，但这些还不足以勾勒苏东坡的全貌。”林语堂说。而我说苏东坡的特点，“以他坎坷的政治生涯最为代表。”那时的中国，还在宋神宗的统治下。
苏轼兄弟是在宋神宗（公元一零六九年）到达京城，自那年起，中国在政潮汹涌中步入资本主义的实验，而这次的实验者便是王安石-----苏东坡对他有过一段时间的反对。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所以他有了史上最为失败的变法，他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的处世治人之术。他将经济政策变法为均输法、青苗法、保甲等等，以至于国库充裕而百姓叫苦连天。苏东坡心中的悲天悯人之心被激发了，连续上奏折，批评王安石，而王安石集团为保地位蒙蔽皇上。不过苏东坡与王安石发生隔阂，不仅因为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还因为苏东坡的职位。苏东坡第一个官位是御史台，而王安石上任时扬言要清除御史台，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一律撤职。这样使官场全体大为失色，他的朋友也开始离弃他。王安石不仅不从自身错误上找原因，反而认为是苏东坡邀买人心所致。苏东坡一直坚持己见，不管王安石对自己有着怎样的看法，都不断作诗反映现实讥讽王安石的新政和朝堂的颓废无求，随时随地的吟诗做赋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于度外了。这使得苏东坡后来被贬，苏东坡也才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才华了。这时的苏东坡可谓是无拘无束了许多，虽然他一直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客勾当之上。苏东坡回到民众中，就如同鱼儿回到了水中。苏东坡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时，他头戴斗笠，手扶犁耙，他偶尔喝醉，在月夜登城徘徊，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是的，他就是这样一种人，待人淳朴、温和友善，无需尊贵的虚饰。所以，苏东坡活的快乐、无所畏惧，像清风一样度过一生。
在苏东坡享受着田园惬意的被贬时期时，朝堂中又是一番暗潮汹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就算王安石再怎样隐瞒，其新法之灾还是被一名小吏用画的方式呈给了皇帝，此时神宗并未有何情绪。但只因王安石手下的一名小官趁机暗算王安石，皇上大怒贬了王安石，提拔了那个小官吕惠卿——也就是后来那个欺压人民的官吏，妖言惑主的政客。
令苏东坡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在元丰八年十二月半，他被应诏进京。太后命他辅佐年幼的哲宗，防小人的势力蔓延及皇上身边，又因为苏东坡年轻时的正义，让太后对他有所青睐。成熟的他，退去了少年的轻狂，在朝中掌握谦退之道，或许是道家的思想让他有了风度，又或许是瑜伽之术使他心神平静，这与他自身的游历有重大的关系。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
苏东坡而立之年与不惑之年在政治中都如此的成功，而他晚年一心想要被流放，去享尽天伦之乐，在太后死后，苏东坡如愿以偿。或许这就叫政治洁癖吧。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不需要多么显赫的家庭，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总之，我所得的印象是——他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虽然历朝历代的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历代皇后都是他真挚的友人，但苏东坡还是屡遭贬降甚至遭到逮捕，忍辱苟活，而让他坚持生存下来的就是他那永远的乐天派性格。
一一零一年七月，苏轼丧，享年六十四岁。就像他的道教真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多日，但那已够长了，他的肉体已死但是他的精神滋润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出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那个微粒，这有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