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千古传颂的华章。人们谈及它时，总是为曹刿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而赞叹，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名言在军事史上永放光辉。然而我在掩卷之余，更为曹刿那以平民之身，挺身而出担当大任的精神所深深折服。
曹刿不是贵族，不是士大夫，只是一介草民。军国大事本来与他毫无关系，他也毫无责任，“肉食者谋之，又何问焉？”说得也有道理。古人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民众官府各司其职，即使国有危难，也不是曹刿这样“素食者”的责任所在，他依然可以袖手旁观。可是，曹刿却还是坐不住了。他毅然地站出来，请见国君，献计献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他自己又确实有着惊人的谋略才能。但更深的一层，曹刿之所以有勇气打破官民的界限、突破世俗的成见而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应当还是他救国于危难的一腔爱国心和责任感。
古往今来，胸怀天下、以社樱黎民的兴亡安危为己任的精神一直都最受崇仰。古人的修身操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层次分明，从我做起，但最后的目标仍然是天下，仍然是壮志凌云。至于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振人胸臆，即使千载之下，也会令人激动不已。
国之为国，虽然有专门负责统治的官府君臣，但每个百姓也都是国中的一员，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国家兴盛，社会繁荣，人民便可以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政治腐败，国家动荡，人民便会流离失所，难以为生。至于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人民便连生命也难以保全。可见国家的命运直接关乎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必要来关注国家的命运。而反过来，可能一个人在涣映大国中显得微不足道，但聚少成多，众志成城，如果每一个人都怀着富国救国的信念，就没有什么情势不能改变，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历史有太多的悲壮和光荣来证明这一点。南宋的岳飞，明末的袁崇焕，开始的时候都是凭一人之身勇担大任，感动了身边无数的士卒，使金兵后退，满洲兵不能前进。如果有更大的响应和追随，怎么还会有江山的沦丧、家园的理亡？
危急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的感召便能如此巨大，如果能有亿万的人挺身而出，结果又会怎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需要每个人都切实记取，需要我们身体力行。
战争靠什么赢
古代君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虽然并不怎么欣赏儒家学说，但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就是民意还是看重的。曹刿直到听鲁庄公回答“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觉得“民心可用”,满意地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注重民心”是不少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事。可仔细一想，我便纳闷了。众所周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两军交战主要是车战，规模不甚大，时间不甚长，很少出现高墙深沟对峙几个月的情况。那么，在一场小规模的决战后，胜负立分。所以，人民的支持固然重要，更关键的还是战略战术。在一场短时间的交锋中，人民的支持度是高还是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作用，而将领的用兵就显得至关紧要了。曹刿的胜利其实在于两点：第一，齐军师出不义，深入别国，心理上吃亏且不熟悉地形；第二，巧妙地利用了战争中士卒心理作用，善于分析战场形势。
看到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一个可笑的人物―宋襄公。这位扯起“仁义”招牌的君主，倒也颇点得了一些民心，甚至被尊为“春秋五霸”之一。但他的“霸气”不知从何说起。与楚军交战时，不击半渡之师―仁义；不攻未列阵完毕的楚人―仁义；不杀老弱残兵―仁义。可是，战争不相信仁义。宋襄公的军队被荆楚精锐打得落花流水，宋襄公本人也被一箭射中大腿，险些丢了性命。这样的下场实在是对儒家“仁政”学说的一种莫大的讽刺。
在现代战争中，将帅所思考的乃是整个大局，个别战役的成败有时未必十分重要，因而人民的支持转而上升到首要的位置。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的烽火，我们就必须保持客观、谨严的态度，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结出真理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