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林语堂先生想使中国变得伟大的所谓爱国意志，但作品却明显地透出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实话讲，很久以来我就对林语堂的书充满好奇，渴望拜读之心已久，想知道这样一位能用英文来写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描绘自己的国家。毕竟用并非母语的语言来写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读翻译过来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相对于英文原著永远是驴唇不对马嘴一样，巨大的文化差异再加上不同的语言，这种难度可想而知，而这样一位似乎能克服这种难度的作家，的确令我对他的作品吊足了胃口。

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者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

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暗;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出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问题是，她的国人意识到这些麻烦没有，这才是林语堂所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