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一句著名的语录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我看到这句话的不仅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另我们自己都感到费解。确实，每个国家都有着一套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中国的人情社会，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方式让注重平等的西方人感到困惑。而西方人的一视同仁也让中国人觉得有些缺乏人情味。作为中国人，我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感到熟悉，但有时也会心生疑惑，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些特点？

《乡土中国》描绘出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支配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系。因为是初次阅读，我对于书中的内容真正理解的不太多，某些观点也是让我觉得似懂非懂。但本书描绘的体系解答了我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困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过于西方的那些文化社会差异在我看来也更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人情社会有时也会令人感到苦恼。走出社会靠人脉，办事注重人情关系，这些现象时常让我对将来走出社会参与社会竞争感到一丝压力，光靠个人的奋斗还不足以使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时也会感叹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公平地靠个人实力竞争。《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两文中，作者费孝通先生论述了中西社会格局的差异，并从这差异出发解释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他人的不同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人发生了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波纹般一圈一圈向外层推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圈子内，与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当然不同。因而，中国人无法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处于不同圈子的人一视同仁。而西方人的观念中，个人是依托自己属于的团体而与这个团体内的人发生相互联系的。同时他们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待他人时更注重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就会对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给予更多关照。

人情社会有时令人伤脑筋，但不得不承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合理的。“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相比，大多数人更认同“亲亲相隐”且实际行为也偏向于此。我认为“大义灭亲”是残酷的，人的私心使人在感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亲人与陌生人。法律中有专门的回避制度，当被审判的人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使，审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回避，从而保证公平也保证司法人员免受“法理亲情冲突”的困扰。

由于我学习的是法学专业，《乡土中国》里的《无诉》一文令我印象深刻。学习法律后，有了法律信仰，便相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规范。读《无诉》一文，文章的第一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诉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便令我意外。一直把法律的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发展，却不知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不同于今天的掌握法律需要专门的训练，乡土社会中的“礼”是每个人都熟习的一种道德。克己复礼，人们靠内在的良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依靠的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由此看来，“礼”在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虽然乡土社会的“礼”具有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的。从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知道，传统的社会以一个个小乡村为单位组成的。乡村的流动性很小，人们彼此熟识，因而变动性也小，人们之间靠经验形成相处的规则也为彼此熟识。这套规则世世代代稳定地流传下来且被认同。因此，年纪越大的人由于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这套规则更熟悉。当有冲突发生时，往往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当起仲裁者，给冲突双方评理。由于人们对规则的认同与对年长者的信任，这些裁决往往足以另他们信服，从而他们可以不采取“法”来解决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将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于是乡土社会的“礼”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法律。打官司如今是很常见的事情。法律是适应这个时代发展产物。在我看来，当今社会的普通人一般很难做到像乡土社会的人们信仰“礼”一样信仰法律。因为“礼”在乡土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被实践检验过的适合社会的规则，也是时代相传的人们理应熟记的规则。而在当今中国，法治的发展历史还太过短暂，法律暂时还不能做到像“礼”一样深入人心，为人所信仰。但我也相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全，法治取得良好成果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断为人所认知时，法律信仰将在社会树立，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还有许多不太理解的地方。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往往熟悉却不知其因。《乡土中国》帮助我了解到一些未曾体验过的传统，总的来说让我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