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因为以前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某某年，一部《浪潮》以一齐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但是几天时光。而在更早的20某某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主角，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主角和主角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我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主角好处。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贴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主角都有长期以来构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主角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取了或者被选取了这个主角，就务必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主角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主角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主角的暗示已经构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主角的强化，起初

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构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我能够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能够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主角，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那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主角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我就应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主角权力落差构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构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构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主角，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主角。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主角设置引发的极端状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主角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主角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主角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