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读到利奥波德在附录《未发表的序》中说这本书写的是“土地的伦理和美学问题”，我才意识到《沙乡年鉴》不是一本散文动植物年鉴。目不暇接的动植物名称都被作者赋予了感情，这种感情让我感同身受，我也会跟作者一样，因为黑头山雀“65290”没有在第六年的冬天出现而悲伤，也会因为鳟鱼咬住了鱼饵而兴奋，也会因为80圈年轮的橡树的倒下而唏嘘……

作者带给我的，不仅是对动植物情感上的羁绊，还有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以及生活的方式思考，这或许是我这个生命科学“门外汉”对土地伦理和美学所能达到的理解。

用10年时间对两个极为不同地区的'野生植物初次开花的时间进行统计和对比后，利奥波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显然，边远地区的农民的眼睛所得以欣赏的东西，在同一时期里，是大学生和企业家们看到的两倍。”(P44)一座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可能是一种植物在这个城市遭遇的灭顶之灾。但是羁绊在都市生活中的我们，尚没有闲暇停下脚步嗅嗅春天的槐花香，又怎会去思考必经之路上是不是少了一朵不知名的花。逝去的城市旧迹，尚且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远在乡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植物与动物被城市化不断侵蚀更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沉迷于“做地”生财，我们习惯于遗忘历史，这是向“钱”看齐时代的症候。大学生和企业家们在追求物质的丰厚和社会的地位的过程中把“生活”生活成了生存，而那些边远地区的农民，饿有所食、寒有所衣，采菊东篱下还能见南山的简单“活着”才真正像生活。

利奥波德在钓鱼的序曲中，发现了人类和鱼的相似之处:“准备着，并且是急切地抓住那个不论是什么样的，由周围的某种风抖落到时间长河上的新事物!而当我们发现那表面上是那样美妙的佳肴中包含着让你上当的鱼钩时，我们又是多么后悔自己的鲁莽!”会钓鱼的人都知道，钓鱼的诀窍只有一个:等待。这种耐心是鱼所不具备的，因为食饵对它的诱惑好比在一个辘辘饥肠的人面前放一块面包，我们就用高其他动植物一等的智商去玩弄它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智商成为我们的致命伤。我们砍掉了郁郁葱葱的森林用于建筑和装饰，却不得不戴上口罩来抵御沙子的逆袭;我们抽掉了尚未污染的地下水用于生活和生产，却不得不提心吊胆地提防“天坑”的光临……当我们饥饿的高智商面对涂满奶酪的面包时，我们扔掉了钓鱼时的“唯一的谨慎”，“用来布置一个为了得到，而且可能是难得的机会的场面”。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但是“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P124)一座山上的狼被猎杀时的嗥叫对村民和羊群来说是胜利的赞歌，而这声嘶力竭的背后却藏着这座山即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变得“光秃”的预言。利奥波德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P124)的确，正如作者把回忆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随笔的一小章命名为《像山那样思考》一样，我们缺少像山一样简单的观察、辩证的思考，缺少对事物的历史和未来的考察与预见，缺少山那样的智慧。我们奋斗的目标冠冕堂皇，手段天衣无缝，结果皆大欢喜，当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欢呼雀跃时，一场灭“顶”之灾正背负着历史的使命在嗥叫中萌芽。

兴趣和热爱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利奥波德在《结论》中写道:“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P212)我们曾经或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或者正在消逝。如果，我们对这块土地没有一丁点儿的爱，那么他们就消失得静悄悄的。反之，我们可能可以把他们留在记忆里，甚至存活在现实中。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关系的学问并不仅仅是观察土地及土地上的现象所得，而是被他观察后的体验和实践所验。这正是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所阐明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到那种单纯吹捧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我们是不至于犯下什么样错误的。”从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想要返老还童开始，“神灵”被赋予了假热爱的使命。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土，以及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的发明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威廉克鲁克斯先生都变成了“神灵”的追随者自吹自捧，甚至连晚年的牛顿也埋头于注释约翰启示录。

然而不管是催眠术、神灵的照片还是神灵小姐的降临表演，这些学术大牛们都陷入了经验观察后想证明自我的正确而再造经验观察的死循环。自我膨胀在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蛊惑自我的作用，而当骗术被揭穿，“用赫胥黎的话说:我认为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件事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自杀提供一个新的论据。”

土地也好，神灵也罢，我们都需要像山一样思考，思考土地的喜与悲，思考神灵的真与假，才不会被物质冲昏了头脑，也不因神秘失去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