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与重构，电影和电视剧的蓬勃兴起让数字影像开始介入历史书写的过程。能够以生动的影像将历史事件或者历史阶段重现在观众面前，电影与历史的交叉从电影诞生开始就已经必不可免。一部呈现历史事件的电影，不仅要能让观众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能让观众走进历史语境，从人物与事件之中汲取现实的力量。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献礼片，电影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七个重要的历史瞬间。7位导演，执导7个故事，演绎7个瞬间：《前夜》回忆新中国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相遇》致敬国防科研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夺冠》回顾女排夺冠时刻，《回归》再现香港回归一秒不差的坚持，《北京你好》品味一场“开在家门口”的奥运会，《白昼流星》演示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护航》述说巾帼飞行员蓝天故事。电影由号称“中国电影梦之队”的七位导演陈凯歌、黄建新、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分别担任七个部分的导演，演员阵营庞大，既有老戏骨葛优等人的加盟，也有演技出色、深受青年观众欢迎的朱一龙等新生代演员的参演，这样一部背景波澜壮阔、制作精良、实力雄厚的影片，其反映历史重大时刻的叙述语言与展现风格，在上映前，就已经万众瞩目，万人期待。

沉浸在电影所赋予我们的共享情感里，我们为了那一面五星红旗背后的故事而感动，为真实的科研英雄而赞叹，为女排的胜利而欢呼，为香港回归仪式上护旗手的军姿而震撼，为奥运里小老百姓的诙谐而欢笑……《我和我的祖国》，七个篇章，叙事角度各异，叙事风格不同，但是全剧却有贯穿始终的灵魂：《我和我的祖国》在历史事件的叙事结构上，平衡了历史电影的“真实性”和“虚构因素”的冲突，融合了展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深层关系。

■ 真实与虚构的平衡 电影必然要使用大量“虚构因素”，从而达到展现的目的。近年来，一些历史电影和电视剧，由于大量使用虚构因素，从而导致了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的偏移;而电影本身所具有的通俗化、流行化的特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观众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认知。 《我和我的祖国》却取材严谨，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再现历史场景，朴素刻画历史人物，保持了大方向的历史真实。从新中国建立，到科研的发展，到香港回归，到北京奥运会……对重要历史时刻的描述，毫无偏差，极尽还原。尤其在《回归》中，由朱一龙等人饰演的护旗手，在仪式上分秒不差的升起国旗的那一刻，从走路的姿势、到环绕的角度、到升旗的动作、到凝望的眼神，都与原场景高度契合。 同时，在人物群像塑造中，电影更趋向于将历史拉伸到现实生活，以小人物的视角叙述历史的变革和滚滚向前的车轮。部分小人物和相关情节的“虚构性”创作，是导演和编剧们得以挥毫泼墨、精巧布局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电影人能够进行一场裹挟着历史、演员、观众、场景等诸多因素的“思想实验”。出租车司机、小护士、沙漠青年、科研人员家属……他们“虚构”出的眼睛，倒映着历史的颜色;他们“虚构”出的情感，澎湃着爱国的激昂;他们“虚构”出的群像，衬托出中国的蒸蒸日上! 真实的历史事件，虚构的小人物群像;真实的历史时刻，虚构的细腻情节;真实的爱国情怀，虚构的情绪渲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虚实实，平衡有道。

■真实与不确定性的融合 历史是“难以捕捉”的，“真实”其实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历史事件的确是发生了，我们可以知其宏观的结果，但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心灵和眼睛，任何人的看法都不足以称其为“真相”。 历史微观因素的“不确定性”，是创作者能够根据历史资料而创新和植入的电影思维。《我和我的祖国》所展现的历史事件由于时间并不久远，重要人物的塑造，多取材自真实的故事。虽然创作框架缩窄，但历史“不确定性”的电影植入，仍然游刃而余。回归篇中“一秒不差”的谈判是真实的，钟表店老板和香港警察的出现是不确定的;科研人员三年与家人失联是真实的，在车上偶遇是不确定的;奥运五环是真实的，出租车司机的满脸伤痕是不确定的;新中国升旗瞬间、香港回归瞬间、原子弹引爆成功瞬间……群情激奋是真实的，步调一致表达激情的方式是不确定的。 导演们遵循着历史的基本真实，根据已有的资料进行艺术加工，使“不确定性”的表达相对合理，并融入了真实的因素，形成了“真实性”与“不确定性”相结合的“相对真实”。也许“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所在。如果有一天，当后人不再去追寻历史真实的微观因素的时候，艺术的历史也就成为了雕刻人们思维的历史。

《我和我的祖国》，找准了真实与虚构的平衡点，促成了真实与不确定性的融合，平衡融合之后，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对于都有一颗中国心的观众来说，堪称震撼。无数次举国欢庆的激动，汇成泪水的江海;无数次爱国的激情，一次性汹涌澎湃;无数次涌起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重比日月河山!这些，足以让这部电影成为一部优秀的献礼片——献礼崛起中华，谱写盛世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