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讨论主题，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也就是他所说得：社会科学久而成习的偏向。

第一种偏向：

宏大理论。作者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转述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以示证明其语言长篇大论的晦涩和难懂。作者认为这只是对概念的组合和分解。由此作者提问？宏大理论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词还是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答案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不过埋藏得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为问题变成：当宏观理论中排除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什么呢？

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和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宏大理论中发现一些让我们有点迷惑的问题：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合控制手段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呢？这是帕森斯没有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他静止的看待问题，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没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迷惑二：是什么东西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呢？答案不止一个，那是因为各种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程度和类型有深刻的差异。实际上，根据不同整合方式我们可以构想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过分强调共享价值的单一效果，缺乏系统系的经验研究，当我们把这种宏观理论放在历史的真实上，会发现该理论的概念是多么无关痛痒。

不过，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

第二种偏向：

抽象的经验研究。抽象的经验研究是对方法论的抑制。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在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中，仅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中。就其研究结果而言，经常堆积成繁多而琐雪的细节上，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确信的东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没有。简单说，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他们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其问题、内容和领域。

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此类研究花费昂贵，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在研究时常常考虑提供经费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的问题是分散且大量的。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相加的总和，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他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

假如真的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真的是糟透了：就其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

第三种偏向：

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要评判社会科学各种学派中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先确认各种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因为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从自己信仰的东西里推导出应该如何行动。现在不管社会科学家自己是否真得愿意，或是真得知道什么结果，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成果的人要合符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地也要涉及政治。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社会科学家随波逐流，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判断。其实这种选择不会让人太人心烦意乱，因为大多数研究着都是为大公司、大集团利益直接服务。研究也就同样被科学家和其他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研社会科学不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林提有关，这种相关包含在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我们必须搞明白政治意义是什么？

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的适用性，由于美国社会中经常出现分散的研究，对于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导致这些社会科学家经常与具有权威的部分或组织相处在一起，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往往被利益集团掌握，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掩盖事实的评判，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希望每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新适用性。保守的适用性或是叫旧的适用性，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口号；而新的适用性是指为在经济、政治、军事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的大制度目标而服务。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福利国家对社会服务的行政管理，人们在现代工业中的工作是在等级制度下完成，生活节奏和常态是用理性与非理性，高效与低效来形容，很多人更像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异化”的人或是韦伯所说的在“铁笼里”的人。然而，这些利益组织和团体却正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同样的是，美国的学术职业不能使人满足于学术生活，这一职业的声望一直未能与所付出的经济上牺牲相适配；学者们的生活往往一团糟，而许多学者的不满足由于发现远不如自己聪明的人却在别的领域获得声望和权力而加剧。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允许他们采用新的实用性，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转换，也不必有政治上的罪责感。

第四种偏向：

科层制气质。米尔斯说，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并且将会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度相当程度上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的方法；它能够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提供给他们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其实看上很简单，由于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监控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如今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为科层组织所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如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他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威胁。

第五种偏向：

科学哲学。作者对于理论与方法宏观模式进行严厉的批判，一个研究者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其事。米尔斯认为，每个人在研究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而不是通常从某种自然科学哲学形成。科学哲学式这种小把戏和其他类似的'规则，更容易导致科学不可知论而非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社会科学者不应该采用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来富有成效地累积和发展他们的科学。因而，对问题的阐述应该包括对一系列公众论题和私人困扰的明确关注；并且这些阐述应该开启对环境与社会结构间因果联系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