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几颗星之一。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时，都无法将周作人置之于这段文学史之外,再者周作人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是比较吸引人的眼球的。其一，源自于他的“汉奸”身份。其二，源自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其三，源自于他文学天赋的无可比拟性。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制约，周作人的散文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较之于散文，他的文学评论文更为流行。写于1918年12月7日的《人的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文章开篇就指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即提倡，发展新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相应的，也就指出了当前排斥，反对的对象，即非人的文学。在提倡，发展新文学的同时，必将受到来自非人的文学所代表的旧势力的阻挠。随后，对于新旧两个字，周先生又做了分别的阐述。他指出在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如果我们非得说“新”，那也只是“新”发现的“新”。又例举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富兰克林发现电来说明自己对“新”与“旧”的观点。当然，周先生在这里所论述的“新”与“旧”，主要还是通过时间来作为评判依据的。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所有的事物曾经也“新”过，没有什么事物永远是“新”的，也没有什么事物永远是“旧”的，“新”与“旧”也仅仅只是相对与时间而言的。或许周先生在这里只是想让人更好地接受“新旧”这个概念，为“人的文学”观念的推广减少阻力。但在哲学上，“新”与“旧”的划分却与周先生的划分有着本质的区别。哲学上对新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单纯的凭时间为依据的。哲学上的新事物指的是符合事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因此在“新”事物与“旧”事物的阐述上，周先生是有悖于哲学的。随之，周先生再从“新旧”问题连接到“人的文学”这一中心问题上去，顺着前面对“新旧”问题的阐述，进一步说明了“人的文学”产生的长久性。至于现在我们对“人的'文学”一词的陌生性，周先生将原因归结于人类的愚昧性。人道的产生伴随着人的出生，但就是因为人类愚笨，不肯按照人的意志走正路，却迷上了人兽鬼道，彷徨多年，才艰难的从心的围城中走出来，从而也拖长了自己发现真理的时间。就像一个人蒙着眼睛在太阳光下乱闯，事后才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好阳光。周先生用的这个比喻是很生动形象的，一方面指出了人碰壁的有意性，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人在获得真理道路上选择的多样性，盲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学”，就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

相比于中国对于“人”真理的发现，周先生指出欧洲则更早。在欧洲历史上，对“人”真理的大讨论总共有三次。具有代表性无疑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初步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为人尊严的树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宗教改革则彻底的将人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法国大革命则给了人来自于精神，行动上的多方面的自由。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曾经引导了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启蒙。“认识你自己”则成为了苏格拉底在表述这类问题上的经典名句。但是这种自由仅仅是对于欧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于女人与小儿的自由发现确实姗姗来迟的，到了19世纪才始有萌芽。周先生在这里回顾了女人和小儿在历史中的地位。在欧洲，古来女人不过就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在中古时代，教会还曾讨论女子的灵魂有无问题，算不算的上一个完整的人。小儿则是父母的附属品，在他成为成人前的那一段日子里，不知被酝酿了多少悲剧。然而可喜的是自从弗洛塔尔与戈塔文夫人之后，才有了光明的出现。反观中国，对于这类问题从来就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于到现在还是一片空白。其后，周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提倡人的文学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学上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用思想指导实践，净化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