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现在对古代文学大略地简概也喜欢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包含时间的概念。诗歌在唐代发展到极为成熟、辉煌，后世没有人再能超越，因此词更有发展之地，到宋代达到了极致。

更确切来说，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为适合市井需要的各种艺术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保障。词最先在民间流行，后来为文人士层接受，并采取这种体制创作，经李煜等人之手，渐渐由宴间助兴的功能演变为表达士大夫情怀的文体。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南唐后主，精音律、工书法，艺术造诣极高，尤以词名世。因为，醉心声色犬马，最终国亡且被幽禁、不免被投毒药而死。作为一个词人，李煜绝对是一个境界高妙的词人，但作为一国之君，他绝对是一个荒淫误国的君主。他不眷恋君主之为，然而历史却把他推到了这个位子上;私下揣摩，他是真性情的人，他是宁为一词人，也不愿身处高高庭院而束缚了自我。他的词前期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不乏沉迷与陶醉的情绪;后期因境遇的变化，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无论其词前后题材变化有多大，但都贯穿一个特点：“真”。词的感情处理上，少有理性的节制，一任真实情感的宣泄。《虞美人》便是他后期亡国经历下的一首绝好之词。

《虞美人》是李煜亡国囚居汴京时所作，是一首表达亡国之痛，感叹人生苦短的词。起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设问，非常概括凝练，将春去秋来的自然变化和过往时间的难寻一并展现在读者眼前;可知，李煜面对这样的节气自然变化时内心无限愁苦，深感度日如年的煎熬。“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将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缓缓道来，不加掩饰，往事如风，但是此刻不能潇洒，因着囚居与屈辱，愁怨与悲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倘若你要问“我”的哀愁有多少，“我”便会答你，就像那江滔滔向东流去的春水啊，数不清!《毛诗序》里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但是李煜的亡国之词中只有自伤之情，却不见对亡国后百姓的忧愁，何也？因为，他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词人，他以纯真质朴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彷徨无依，但是缺乏理性的节制只能停留在一己之悲的狭隘情感上，而无对自己反省，更不用说是忧民之心了!在这一点上，比之后世词人的忧国忧民、豪放如东坡者，李煜是小家碧玉了些。艾青在《诗论》里头说：“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可知，意象的选取是非常严格，而且是最能体现诗人情感与意图的东西。

这首词里，春之花，秋之月，东风吹过的小楼，玉砌的雕栏，向东流去的春水;不管是实还是虚，都传达出了与自然永恒相反的人生无常。那玉砌的雕栏想必还是在那伫立着，但是朱红的颜色早已斑驳，故国的一切还在李煜的心中，像一个霉菌总是隐隐发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