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情节较略；到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刘向《新序》《说苑》才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左传》的叙述中导致赵家灭族悲剧的是君臣斗争，人物仅有晋灵公、赵氏家族和韩厥，且赵氏孤儿主要是由其母庄姬和韩厥的保护而免遭杀害；到了《史记》就演变成了屠岸贾和赵盾之间的矛盾和仇杀，且孤儿是因为有了赵家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拼死营救才幸免于难。司马迁的《史记》因其塑造了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历史穿透力。此后，赵氏孤儿的故事被改成戏剧广为传播。南戏有《赵氏孤儿冤报冤》，元杂剧有《赵氏孤儿》，明传奇有《八义记》，我国京剧及地方剧种多有此剧目，其中以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影响最为深远。主要原因之一大概在于启蒙时代法国的伏尔泰于1753——1755年把《赵氏孤儿》改编成舞台剧本，定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原因之二，有赖于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把《赵氏孤儿》与《窦娥冤》并列，称之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还有许多学者把它同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作悲剧美学的比较研究。这则故事也曾因为先后被林兆华、田沁鑫和王晓鹰等导演搬上舞台而引发过热议，如今又由著名导演陈凯歌自编自导搬上银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令大家对这个春秋时期的历史故事产生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关注和兴趣。

观电影《赵氏孤儿》，编导的叙事角度和立场树起了新的坐标。其对历史的叙述，既有着对史实的借鉴，对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结构的沿用，也有着完全个人的想象，尤其在对程婴、屠岸贾这两个人物的理解上，以及对于悲剧意义的开掘上濡染了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式。

首先，剧本非常周密地就戏曲中相对简单的“献子救孤”的行为进行了扩容与想象。戏曲中“献子”，是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后联袂演出的“苦肉计”，由程婴先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公孙处，然后向屠岸贾举报公孙，遭围捕的公孙杵臼遂大义凛然地痛斥程婴，为的是以其真实的表演取信屠岸贾。大部分戏曲文本都是这样演绎的，公孙痛骂程婴历来是《赵氏孤儿》中的一段好戏。（）电影的叙事中程婴和公孙杵臼素不相识，程婴奉公主临死之命前去寻找公孙杵臼托付孤儿，未想屠岸贾搜查质押全城婴儿，妻子为保全自己的孩子，向屠岸贾交出了赵氏孤儿。如此一来其亲生儿子反而成了最可疑的对象。得知婴儿下落的公孙杵臼来程宅接孤，为同时保全两个孩子，程婴一边让妻儿跟随公孙杵臼出城，一边去认领真正的赵氏孤儿。半路上程妻向公孙说出了事实真相，公孙料定屠岸贾必定前来追拿，遂将母子藏入墙壁夹缝。而程婴误以为公孙妻子一行已经逃生，便向屠岸贾举报了赵氏孤儿的去向。屠岸贾夜袭公孙府，公孙杵臼为取信屠岸贾舍身救子，军士在夹墙中搜出了母子二人，屠岸贾当众摔死他认定的“赵氏孤儿”，刺死了程妻。戏曲中韩厥效大义放孤自刎，电影改编为受屠岸贾一剑之伤并与程婴密谋十五年。编剧的构想丰富了救孤的情节和动作性。

确立一种基本的叙事角度和基本立场，是导演思想的关键，按照陈凯歌导演本人的阐述，电影不是表现一个英雄人物伺机复仇的故事，是为体现“因其渺小，才见其伟大”的思考。为了符合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群体审美心理 ，导演把程婴这位义薄云天，感天动地的艺术形象从“崇高”的悲剧座基上搬下来，取下其头上的光环，赋予其“平凡”的外衣，以增加和现代观众的亲和力，以求获得更广泛程度的认同感。把程婴定位成一介草民，也许是一种面对商业社会和娱乐时代无法严肃的尴尬和妥协，但我们更愿意相信对人物的定位源自导演对新的历史态度和阐述立场自觉的认同与探索。

此外，电影在某些场面和细节的处理和运用上还是颇现功力的，比如“赵朔之死”“庄姬护子”“程婴封门”“开墙搜孤”“空的摇篮”“鱼的运用”等场面令人记忆犹深，电影的结尾“身死魂游”的处理虽然在《角斗士》等电影中有着类似的方法，但此处出现抒情性结尾也是较为妥帖和理想的。

“程婴救孤”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穿越时空令世人动容，它呈现出的`是中国士子和知识分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心态和心理形式──“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这便是志子人格归趋的“道”，即社会理想人格，它主宰着主体行为的方式和深层心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当弘扬的。与此同时，疏离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追问，参与经典的解构，参与对历史的阐述，其本身就是参与历史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化的解读和阐释方式既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推动了个体对于历史的融入、审视、思辨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