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
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
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
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
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
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
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军阀政治
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内忧外患
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
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
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
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唐氏的这一番评论开始时令笔者感到疑惑，在书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但细细想来，却也可以理解。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另一共和大国——法国的模式呢？早在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也表明其不适合中国当时国情。那怎么办？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共和模式。这或许是唐老先生的所谓"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吧。基于这点，唐氏赞成袁氏的"可继承式总统制",做一个"皇帝总统";但反对撕开总统外衣，复辟帝制，偏要带上那个虚衔，这就成了在"历史三峡"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骂了。
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