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以后世的眼光为苏东坡作注，认为他，思维豁达，知道生命凝结于刹那之上；思想民主，救贫民于饿殍；一生流离，却闪耀着智慧与从容之光。他对苏东坡的评价之高，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细批流年，盖棺定论，无可指摘。因而，王安石这个几乎影响苏轼宦海浮沉的政治人物，就站在了苏东坡的对立面。林语堂评价王安石时说：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
一个“再”一个“庸妄”，愤恨之情得以彰显。而正是这样的政治视角，让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陷入了舆论的漩涡，毕竟以后世的目光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思维远超于同时代的人，他提出的多项经济主张，于现在依旧适用。最主要的是，国人习惯从人品与出发点来评价事物的对错，王安石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一生清廉，而变革的主张也是以国富兵强为出发点，事实证明确实使得宋朝国库充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军费开支。近现代以来，为王安石翻案的人不再少数，认为他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但任何的评价都应该放在当时的时间背景下，以审判者的眼光来评价过去的是非，其实都是极端不公平不公正的。林语堂先生说，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苏东坡都没有坚持到看到新政带来的恶果，王安石深爱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受尽凄寒苦楚，这一点他其实是非常遗憾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不流血的革命。虽然王安石的新政，使宋朝陷入朋党之争，无数贤良被迫害，但一切革命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旧党、士大夫对新政的抵触，才导致了王安石只能任用奸佞和心狠手辣的大臣，王安石需要成功，而纵使这些人使得百姓颠沛流离，但是不得承认，这些官员确保了新政的强有力执行。而王安石确实实现了宋朝的国富兵强，至少司马光的政策不能确保军费开支，而纵使后期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新政也确实让宋朝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
不过，就新政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我们仍旧有理由说新政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项看起来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没有结合时代背景与民情，产生的影响是迫害性的。政治格局大换血，奸佞当道，让朝堂再无贤臣良将可抵御北方强兵；税负沉重，百姓颠沛流离，社会动荡不安，也无人成为宋朝强有力的后备军。百姓、军队、国家，每个人，每个集体都在垂死挣扎，不能说这是新政的错，这是大厦将颓，一个朝代走向末路时的必然场景。但我们依旧可以说，新政是压垮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一切都有了归因，后世之人也可以聊以自慰。
只想说林语堂先生和其他反对者的观点没有对错之分，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眼光去审视，都会让自己的结论有据可依，只要保持着对历史的宽容，又不忘对历史的审判，个人的观点没有高下，不过是自己的一点执念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