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物的真实性。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变革，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人，也有逆历史激流而动的罪人，并有出身、地位、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就会在历史上留了他们的影子。作者，为这些人树碑立传的目的就是要抑恶扬善，“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 两千多年以来，传记作者把崇高的荣誉给予那些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同时对奸臣逆子也进行了无情地诛伐与鞭打。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在内容表达上都力求真实，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并且是非明断，褒贬准确。
2.人物的时代性。优秀的传记作者由于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留在传记中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色。例如同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尚清谈和以清高自愉相一致的；而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人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动辄得疯”，所以徐文长的一生只能是从不得志到疯，从疯到坐牢至死。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以上二例，传主同是文人，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遭遇者不一样。
3.人物的个性。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犹如参观罗汉堂。众多泥塑，面目不一，神态各异。一些传记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是由于传记家们懂得和善于处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传记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实和抑恶扬善，是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各种形式的人物传记的共同特点。但是，各种传记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传和纪传不同。一是“纪传”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二是“纪传”在撰写人物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划。使历史传记同文学传记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使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三是在“纪传”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评价。以上三点在“志传”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次，志传与史传不同。有一些权威专家从“志属史体”出发，进一步指出方志传记与历史传记是一样的，属于同一种体裁——史体。此说，笔者曾想之再三仍不敢苟同。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不能议论，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人物的善、恶、美、丑则需要通过叙述反映出来。应该说志传别于史传，因此在志传的写作中，文字运用就要仔细地斟酌，对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但又要让读者从字行间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