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起伏，数次贬降，半生颠沛，终老异乡。任谁读到这样的人生履历，都不由发出或如“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如此哀婉的叹息，或如“其真不知马也”这般愤懑的呐喊。然而合上《苏东坡传》，却只能感受到满腔的欢愉。一切的苦难与不悦，似乎都被苏东坡那爽朗的笑声洗净，便只剩下美好与可喜了。
苏东坡以天纵之资，不仅深悟儒、道之学，在诗、词、书、画等方面更是独步天下、登峰造极。然而，最使我敬佩和感怀的还是他恣意山水的天真烂漫、乐天放达的处世之态和怀抱家国的气节风骨，绝不因个人境遇和自身利益而动摇。
无论是在贫瘠的黄州，还是在偏僻的海南，生活之美总是能被苏东坡的慧眼随处捕捉。钟灵毓秀的山水、清亮明澈的月华、醇厚香甜的美酒与诗人敏感的想象力、开放的胸怀巧妙地结合，他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绝美的盛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朝起，他便在春风中静听梵音；夜入，他又趁着秋凉信步游园。无粮，无酒，无墨，无医，他便种粮、制酒、烧墨、学医，一切困难在他这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他既能穿上“短褐蔽衣”，与农夫谈笑风生、共事农桑，又能戴上“峨冠博带”，提笔写意山河、肆意挥洒。
不为地位、政见所羁绊，他始终持天地之胸怀广结天下好友。他率真豪迈，坦诚乐观，无论身处何地都不缺把酒言欢的朋友。即使是排挤诬陷他的官员，也从不心生怨怼。他的一位政敌故意将他流放到据传与他有过节的陈慥与程之才的管辖地，然而他却与两位“素有嫌隙”的人成为了莫逆之交。他曾经的好友章惇，入仕掌权后因政见不同曾将他一路贬谪，当章惇也被排挤流放时，他却怀着最大的善意在给章惇的回信中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随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损减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苏东坡都能与之结交。晨钟暮鼓中，他能与和尚清谈佛理；一叶扁舟上，他能与道士吟诗作赋；金瓦朱檐下，他能与士人畅谈国事；草屋陋室里，他亦能与百姓共话桑麻。
即使处江湖之远，谋国之策无法得以施展，苏东坡却从未放下忧国忧民的责任。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东坡并没有因不“居庙堂之高”而不问苍生，仍然尽己所能帮助百姓。他被放逐儋州时，常常写信给太守，让他赈济灾民，兴修医馆。自己也常常自采草药，为百姓看病，甚至还自出银两修造了一座桥梁。苏轼终其一生，拯世济民，或疏浚西湖、或赈灾救涝、或割除新弊，或因法便民。他认为，并非只有在朝为官才能造福百姓，隐居乡野只要心怀苍生，仍能为人民谋利，不过是范围与形式不同，但是“小利”与“大利”对百姓来说，不都是同等重要的吗？
纵观苏东坡一生，他之所以在逆境中仍能快乐潇洒、广交善结、为民谋利，还是因为他总是善于发现事物积极而有价值的一面。其实苦与乐，不过在人的一念之间，只要怀有一颗乐观而真诚的心，苦亦可以转化为乐，所谓的烦恼亦不过是庸人自扰。以心去体悟生活，发现与珍惜生命中的美好，便能做到“酌贪泉以觉爽，处涸辙以犹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