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最大的金融财团位于华尔街的摩天大楼顶部，这家公司的股东们正召开一年一度的总结会议。突然，坐在主席位置的财团总裁不理会席间热烈的讨论，爬到了会议用的长桌上，做了一个起跑的姿势。正当其他董事们对这个举动目瞪口呆之际，他说了一句，“我要从这架巨大的旋转木马上下来了。”说完，他便以长桌为跑道，奋力一跃，穿过窗玻璃，向底下人流穿梭的华尔街坠去。
以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科恩兄弟1994年电影《金钱帝国》的开头。“一架巨大的旋转木马”，这是我迄今听到过的关于金融资本周转过程最生动、贴切的比喻。当资本增值的时候，那飙升的数字就像游乐园里的旋转木马那么华丽、吸引人，让人忘乎所以；可一旦当资本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拥有者的幸福感却开始停步不前，或许资本仍旧在增长，就像木马仍旧在旋转，但幸福却停留在原地。对此，有些人能够用资本增长所带来的快感代替幸福，有人却被这种幸福的虚无感逼得只能跳楼。
在揭露资本的贪得无厌和金融系统的黑幕、腐败方面，奥利弗·斯通1987年的《华尔街》是一部比《金钱帝国》更深刻、更尖锐的电影。它的成功首先在于身为金融掮客之子的斯通为电影中的金融运作注入了足够的细节。电影中涉及的金融系统内部的暗箱操作、欺诈和争夺现象显得错综复杂，而斯通能使其中的每一步都合乎逻辑、有据可循，整部电影就相当于一本揭示华尔街幕后运作规律的教科书。电影主要的悲剧感则体现在青年的理想在意向不到的现实面前幻灭的事实中，这方面沿用了从《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开始好莱坞电影惯用的母题，构成了对美国梦的批判。当然，电影最出色的地方仍在于迈克尔·道格拉斯对股市大亨戈登·盖柯生动的演绎。戈登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恐怕就在于他能够真正地沉醉于旋转木马带来的快感。当巴德问他什么赚多少钱才算够，什么时候会停止时，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或者说，这是一种赌博，资本的增值就如同赌博赢钱那样能给人带来快感。
如果说《华尔街》的意图主要在于揭露和批判，那么20余年后的续集《华尔街2》则把抚慰在次贷危机中受伤的美国心灵作为首要任务。电影的副标题是“金钱永不眠”，或许改为“亲情用不眠”更为恰当。对于那些在次贷危机中输得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家庭和亲情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避风港；而对于在第一部电影中把才华和意念都用尽了的奥利弗·斯通来说，如何为续集找到新的重心便成了电影成功的关键。于是，把美国主流价值观中家庭和亲情至上的观念放入到续集中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尽管实际上，亲情、家庭和交易、买卖在电影里的关系一直都很混乱，有时分不清彼此。在电影的结尾，为了安慰观众，导演试图使戈登·盖柯这样一个严格恪守商业理性的角色产生真正的情感松动，主动从旋转木马下来走向家庭的温暖，但在实际效果上，女儿对他的谅解、甚至女儿与她未婚夫的重归于好，仍旧是以盖柯一次不无私心的捐赠（交易）为前提的，它们显然缺乏其他的情感诱因，这不是莫大的讽刺么？
《华尔街2》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缺少一个有力的'故事。电影的整个叙事松散、缺乏要点和结构，完全像一个二流编剧对于二十年前那个精彩故事在今天可能延续的二流想象。由于在家庭情感上耗费时间过多，电影对于今天华尔街金融面貌的展现显得模糊而缺乏细节。唯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调侃了二十年前盖柯的名言“贪婪是好的”。盖柯在出狱后的演讲中戏谑地称他的名言在今天已经“合法化”了，以指称导致次贷危机的借贷消费、借贷投资等现象。电影中数次出现的有关“道德风险”的话题显然也是为了与次贷危机后人们的投资心态形成心理互动。除此之外，《华尔街2》中便找不到什么新颖的意念来表现一个今天的美国金融社会。电影甚至让一个新的菜鸟再次问一名老手“赚多少才算够，什么时候你才会停下来”，并让盖柯再次老练地回答，“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当然，你可以说这么经典的答案是永远不怕用第二遍的。
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续集中戏份不多，但他无疑仍旧是最出彩的一个。即便没有第一集，道格拉斯一出场便能使人感到华尔街金融大亨的作派，感受到他的不可一世和老奸巨猾。这几乎没有诉诸太多表演因素，这是他的天赋。这种风度也在大卫·芬奇《心理游戏》中他饰演的尼克身上找到。有趣的是，在那部电影里，道格拉斯那种旋转木马上的毫无幸福感可言的生活才真正表现得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他要寻求一种更刺激的游戏。从内容上来看，把芬奇的电影与斯通的华尔街系列作一种比较观赏将是件有意思的事。
斯通的两部华尔街都在美国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上映（1987年10月美国爆发了严重的股灾，并进而席卷全球），第一部保持了批判的锋芒和反思的力度，第二部除了炒炒冷饭之外忙于推销亲情和家庭等美国主流价值观，以安慰人心为己任。差异的原因何在？是这次危机更严重，人们变得过于脆弱而更需要安慰，还是斯通连“半个作者”的身份也不要了，完全成了一个商业化导演？又或者，今天的商业电影越来越以向观众提供娱乐和安慰为己任，缺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好莱坞许多优秀电影中的反思精神和公众责任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