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能与理想关联起来的想法唯有读书。父亲是教书先生，薪水不多，倒也足以养家，有时候还能接济一下隔壁邻友，因此颇受村民们的敬重。“做个读书人”几乎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有的理想，至于读了书后能做什么，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大家只知道好好读书，会有出路。

在农村，能见到的书籍非常有限，除去卷了角的几本教材，再无别的阅读资料可看。相对而言，我是幸福的。主修中文的大哥后来也当了老师，父亲和他搁置在书架上的许多书很快成了我的精神大餐，诸如《中文自修》《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水浒传》之类的书目都曾被我囫囵吞枣地翻看。有了这份“夜草”，原本瘦弱的“小马驹”逐年健壮起来——代表村学参加乡镇教委组织的比赛时，能够拿到作文和“百科知识”类竞赛的某些奖项。当我将汗津津的小奖品拿给母亲看时，得到的赞许与鼓励让自己恍然有了“读书人”的.一些幻觉。

中学时代，我的理想仍旧是“好好读书”，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个什么样的大学根本不在自己的设想之内。稍大一点的变化是，和老师一起创办了“雏鹰”文学社，并热衷于蜡纸刻印刊物，一些豆腐块文章和短诗开始见诸报端。高一时，非常幸运地成为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首届刊授学员——所有成员人手一册《作家通讯》，都有一位指导老师，完成的作业择优刊发于《作家通讯》，配发老师的点评。很多年以后，当我以青年作家的身份走进鲁迅文学院，成为高级研修班的学员时，一种恍若昨日的欣喜感油然而生——经历过落榜复读的苦痛，品尝了铁杵磨针的艰辛，终于来到了大学中文系，如愿走进了鲁迅文学院。我知道，我的理想一直都在，与之前相比，有了略微清晰一些的轮廓：从此不再学习令人头疼的数学，专门读书，读文学书。这些年，当我在不同场合与鲁迅先生的肖像对视时，关于理想的认知似乎多了一层含义。

原来读书本身并不具有理想的内核，实质上它只是抵达某一理想的有效途径。譬如鲁迅先生读书写作，为的是唤醒民众的觉醒；史铁生读书写作，为的是获取精神的救赎与超越；更多有良知和见识的读书人写作，为的是真善美的发现与传递。而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也写过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其意义何在？汉代大儒扬雄曾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思忖再三，茅塞顿开——于读书人而言，最高远的理想非“义”莫属。

“义”字从“羊”从“我”，本意为“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这不正是历代仁人志士穷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社会法则吗？儒家倡导“仁义并行”，在我来看，“仁”强调的是伦理道德，“义”更看重普遍的存在和存在的合宜性。同为牺牲之意，“杀身成仁”多少带了点目的性，而“舍生取义”更显自然、率真的一面。回望自己读过的书本，写过的文章，绝大部分显然囿于自我的小天地，或沾沾自喜，或故作深沉，与扬雄所言的“义”，与鲁迅选择的“义”相距甚远。这可能与自己生性绵软、懦弱有关，更与自己读书不多、眼界狭窄关联。

义心孤剑直，学海怒涛深。当我终于决定将“义”作为今后的理想追寻时，蓦然看到自己无处不在的空洞和无力。这样的发现并不使我难过——我似乎更加明白从此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尽可能避免“妄”和“装”的存在。据此，我也相信，“义”的达成，必将是一个充满未知和美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