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激进传统的激进纠偏者，是对社会学课程满腹牢骚的社会学家，是屡屡质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既倡导个体手艺也呼吁民众行动的辩护士，是深怀绝望的乐观主义者，是充满干劲的悲观主义者。”吉特林的这段话或许是对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很好刻画。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米尔斯短暂的一生，留下的作品中，或许《社会学的想象力》最为人了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米尔斯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名声在外，甚至成为一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入门必读书目，但或许正如本书中文新版译者李康老师所说，“它不是面向大一新生，而是面向所有打算回顾一下自己或长或短、有深有浅、间喜间悲的社会学生涯的学人。”因此，“它不是人云亦云者所荐由零开始的入门教程，也不是半通不通者所见一切归零的解构檄文，而是将悟未悟者所鉴重整积累的反思读物。与其说它能教给你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如说它更能提醒你什么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如果只是将其理解为米尔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认为他通过此书“确立”了一种独特社会学方法论，或许都是对本书的误读。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自身，这也是社会学的经典理论预设——无论它被称为结构与行动还是个人与社会。

米尔斯敏锐的观察到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曾整理出来三套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决断论、科技行政及实践论。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并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却对技术可行性本身没有置喙余地，政治领导于是变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消失，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的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用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给具备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在这种意义上，米尔斯的看法或可归入第三种模型。

作为韦伯著作的英文翻译者，米尔斯的这本书中时现韦伯思想的痕迹。韦伯指出“理性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尔斯同样认为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试自身的能力”，人们无法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深处一个“焦虑与漠然”的时代，或者说是所谓的“大众社会”，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分析个人所处时代的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的交织，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况。

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由过去的历史塑造，那么在理解我们面临的“公共议题”时就不能忽视历史分析，借由“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透过对历史结构中权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铁笼”，重拾人类理性和自由的价值。而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在个人生命体验与学术生活的激荡之中，反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定位与志业，向人们指出那些想当然的思维危险。换言之，用米尔斯在《治学之道》文末的话来说，就是“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