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

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

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