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是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写的是他的家乡高邮的风土人情。每当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是会联想起其老师沈从文的《边城》。同样是描写家乡朴实的民风，同样是清新空灵的语言，连故事的主人公也有一点点相似。只是，和《边城》相比，《大淖记事》的情节更加淡化，就像是在静静的水中投入了一块小小的石子，荡起了几圈涟漪，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融入大淖安宁和谐的生活之中。

有人物，有情节，的确是小说重要的元素——故事，但是在大淖这个足够大的生活背景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湮没了。因此，《大淖记事》这篇小说，让读者记忆深刻的不是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而是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平静。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篇小说收到的功效是与散文类似的。这就有悖于大多数小说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

首先，作者以绘制地图一样的热忱详细描述了大淖周边的环境。大淖就像是地标一样被定格在中央。北去是北乡各村，东去可达邻县兴化，而南面是一个废气的轮船公司。对地理的描述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又以轮船公司为轴介绍了西面的瓦房和东面的茅草房，以及南面的东大街。在文章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都像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写景散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能感受到散文的细腻。一方面，作者细致得唯恐有丝毫的遗漏，连雪白的粉墙上，黑漆大书的“鸡鸭炕房”四个字也不放过。另一方面，把人的感官也充分地调动了起来，“紫红色的芦芽”、“灰绿色的蒌蒿”、“雪白的丝穗”、“沙沙作响”、“吆吆喝喝”、“骚尿”让读者在视觉、听觉、嗅觉上都受到刺激，仿佛身临其境。汪曾祺就像一位临摹现实的画家，非常忠实于原貌，多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散文写实写意的味道。

在建构故事方面，汪曾祺并不急于让主人公登场，在叙述了足够多的乡土风貌后，才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小锡匠十一子的亮相。故事开始了吗？似乎不是。作者让十一子露了一下脸就转而着手写与锡匠生活完全不同挑夫生活。看到第四节，文章过了一半，两个主人公终于接上头了，这才觉得有了故事。但是，如果想就此以看小说的心态，急急地期待情节的发展变化的话，就会再一次的失望。显然，在《大淖记事》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出场都不是直白的。在作者写尽了锡匠如何打锡，日常如何消遣后，我们盼到了十一子;在了解了什么是挑夫，见识了豪爽的女挑夫后，巧云出现了;而认识刘号长前，作者也没吝啬笔墨讲述他的保安队。

渐渐的，读者已经习惯于人物出场前，故事被有意无意的阻隔。这种阻隔当然是在为每一个人物的出场做铺垫，但是感觉作者的意图并不仅限于此，他是在介绍他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的生活，把故乡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幅有声有色的乡村全景图，是作者熟悉的，感到亲近的，清晰印在大脑中的。这种阻隔也模糊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没有了小说那种情节与情节的连贯，我们随时可以沉浸在风土人情的描述中，将故事远远抛在脑后。如果硬要给故事找一个高潮的话，应该是十一子被打这一段。但是就在读者的情绪刚刚紧张起来，并没有到达顶峰的时候，作者又使我们放松下来，似乎不愿意打破整篇文章追求的平静。有意思的是，在《大淖记事》中，和祥写故乡的物故乡的人相比，汪曾祺是惜墨如金地勾勒出了整个故事，而多使用短句和对话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阻隔和写作侧重点的不同，达到了情节淡化的效果。

《大淖记事》没有惊心动魄，虽有波折也绝不是跌宕起伏。文章的基调始终是平和的，再大的事都有平静的时候，总之，生活在继续。汪曾祺的家乡的确是个很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没有多数乡村的保守，相反它在很多问题上是让人惊异的开放。这里的女人没有“三从四德”的束缚，可以做男人的工作，她们生活得很随意很自由，正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乡村有着很多地方无法实现的男女平等。

其次，这里人人凭本事吃饭，几乎从来没有为生活担忧过，就算是巧云这样柔弱的女子也能靠劳动养活两个大男人。大淖的人没有生活的重担，也没有过多的欲望，他们是一群为了生活而生活的积极又简单的人。在这里，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最后，是大淖淳朴的民风。人们不爱嚼舌头，也不背地里说长道短。当十一子受伤后，大家纷纷杀鸡凑钱，全都是真心实意的热情。所以，大淖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发生大事件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是小说理想的取材地，因为这里太闲适，太宽容，太和谐，只适合淡淡地品味。

把《大淖记事》当做小说来读是会失望的。或许汪曾祺没想让我们记住十一子和巧云，只是在向我们描绘他的家乡，让我们记住一个风光独特的地方，一群热情纯朴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