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学科与走向田野: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走势——周秋良《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读后

欧阳文风

观音信仰是我国民间乃至整个华人地区最为普遍的一种宗教信仰。对于这一重要的宗教现象或社会文化现象，历来学界都非常关注，但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音文化的内涵、观音法门的表现形态、观音思想的组成与主要特点、各种观音灵验故事、诗文创作与观音信仰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中的观音形象等几个方面，戏曲等俗文学对观音信仰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为论者所忽视。而其实，宋元以降，随着观音信仰的逐步世俗化，在戏曲等俗文学领域叙写观音的作品极其繁多，对观音信仰的进一步普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只是这些材料大都散佚于民间或各种典籍之中，很难作整体的把握和考察。因此，如何从浩瀚、零散的俗文学中去发掘、整理关于观音信仰的研究史料，从而提出新的观点或命题，成为当前观音信仰研究课题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周秋良博士的《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以俗文学为中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下简称《观音故事》)，即是选择俗文学特别是古代戏曲中的观音故事为研究对象，从观音本生故事和观音应身故事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细察该著，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研究，显示了非常开阔的研究视野。作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阐释，均能将之置于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审视之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比如第六章对送子观音信仰的论述即是如此。作者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郁的“重生”、“贵生”思想，诠释了“求子”习俗的文化内涵。然后又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男权制社会，妇女地位十分卑微，能否传宗接代直接决定着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妇女更是有着非常迫切的生子的愿望。

原本在中国民间就有很多生育神，那么，作为外来神的观音又如何以送子的功能进入了中国文化，并且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观音送子信仰呢？作者从《妙华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佛经入手，指出在印度佛教中其实已有称念观音名号就能“求男得智慧之男，求女得瑞相之女”的说法，因此，佛教初入中土，求子心切的人们就将“送子”的功能附会到观音身上。然后，作者不仅列举了《冥报记》、《太平广记》上记载的向观音求子的大量灵验故事说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而且还运用民俗学的理论，考察了全国各地形成的观音送子信仰习俗。最后，作者把重点放在对戏曲、唱本等俗文学中的送子观音的分析上，回到了文学或艺术学的老本行。这样，在多维视角的立体观照下，送子观音信仰这一比较复杂的宗教问题就得到了清楚透彻的阐释。其纵横多学科之自在，研究视野之开阔，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发掘整理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史料，充分做到了论从史出。《观音故事》不但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阈，而且还注重从史料的发掘整理上下功夫，清理校勘了一些原始的观音文献资料，尽可能做到论有所出，言能有据。比如对明刊本《香山记》、清抄本《海潮音》等剧本的校点，就可以说是补学界之阙如。这些古代刊本或抄本由于年代久远，且又出自当时舞台演出艺人之手，字迹非常潦草，一般研究者往往是望而却步，作者以严谨执着的治学态度，辗转多处弄到了这些原始抄本，花了大量的时间认真点校整理(后作者在另一专著《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中首次公开发表了这些古代剧本，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这些剧本的发掘，无疑很好地支撑了全书的论述。比如，通过对《香山记》剧本的整理，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化的观音传说———妙善故事在元明时期的传播盛况，并从剧本所传达出来的`演出形态中形象地体察到了当时观音信仰中那种注重观音对于亡灵的普渡、超升功能的信仰实践。而通过对《海潮音》剧本的整理和分析，则比较清晰地表明在戏曲演出中妙善传说已经成为一个故事剧，逐渐远离了原有的宗教蕴含，作为普通的文学题材进入了艺术表现领域，这种变化是观音信仰逐渐世俗化、平民化的一个很好的表征。简单地说，两个剧本，为我们考察观音信仰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提供了典型的文本，让我们的把握更加完整，认识更为清晰。《观音故事》正是这样通过对宋元以来戏曲、宝卷、唱本、小说中关于观音本生故事和应身故事的相关作品和史料的全面收集整理，极大地弥补了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当然，因为作者深谙观音信仰不仅体现在死的文字文献之中，而且还更多地存活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因此，作者还深入到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了比较多的关于观音信仰的田野调查，拍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掌握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图片资料和既有的史料可以说达到了相互阐释、相互对质、相互深化的互文性表意效果，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观音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我们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首先，我们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打破学科疆界，走跨学科研究之路。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郭英德先生曾经批判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私人化”现象，“文学研究的外在视阈迅速地萎缩了，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的游戏……在‘画地为牢’的学术圈子里经营起一片‘壶中天地’、‘袖里乾坤’”。的确，我们的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长期只专注于一部作品或一种文体或某一断代史的研究，拘泥于逼仄的知识视阈，满足于做“专家”，而疏于去关注研究对象以外的理论和方法。这样缺乏开阔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纵横捭阖的宏观思维，是很难做出有气魄的学问来的。正如郭英德所说:“‘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导致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私人化”现象呢？我们觉得，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条可行之路，也就是说，除在所在的学科苦心经营，以形成自己的根据地外，还必须以问题为线索，上下左右求索，渐次向相关学科辐射，连点成线，再由线构成一个圆形的知识体系。陆贵山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过“四个向度”的观点，他认为，富有气魄的学术研究应该从四个向度展开:横向以求广度，纵向以求深度，流向以求矢度，环向以求圆度。我觉得，这对古代文学研究来说，亦是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的。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必须既重视对古代文字典籍的整理、校勘，又注重田野调查，尽可能多地占有那些活着的资料。现在，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文献学、校雠学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古籍整理委员会，负责古籍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但毋庸讳言的是，大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田野调查这个环节还相对比较轻视，大多乐于在书斋里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而不屑于走出去阅读民俗、阅读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雨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研究理念，一方面，使得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愈来愈挤压，而另一方面，大量跟古代文学密切相关的东西又因为没能纳入研究视野而逐渐流失。因此，仅仅固守书斋，忽视民间和田野，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代著名学者杨义曾经提出过做学问的五条途径，曰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眼学”就是要系统地阅读与课题相关的书目资料，“耳学”是要多交流，“手学”是要勤做笔记，“脚学”则指的是要进行田野调查，“心学”是要超越表象，用心去感受、体验研究对象。这“五学”并举的治学之法，对时下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很有启迪的，特别是其中“脚学”对田野调查的强调，尤有针对意义。杨义先生说，文学研究也要进行田野调查，到了现场，可以切身体会到文本产生的空间，作者生存的环境，同时，地方文人编撰的很多资料、书籍是书店、图书馆都没有的，族谱、碑文、建筑风格等都会给人以启发。如此言说，可谓切中了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之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