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运辉再说回小说，忽然发现《大江东去》的问题是，像《水浒传》一样，主角不讨人喜欢。一般来说，小说的主人公的价值观是与作者比较一致的，比如《红楼梦》，如果不那么一致的话，这个小说会给出一个批判的或同情的态度，比如《高老头》或者《红与黑》。但《大江东去》的价值观与宋运辉是基本一致的，是小说结尾里给出来的：“先发展，再调整。”阿耐有一句话印在小说的封底：“我有幸生活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这是一种非常之不“文学”的态度，因为基本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与“时代主旋律”保持距离，或者给出一种“复调”——不同的人在这个时代的不同感受。

《大江东去》只写强者，它的主人公也都是“弄潮儿”，因而有一种贯穿全书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对这个时代，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被裹挟于具体的事件而无暇对历史与现实作出反省，小说的作者却要有一个更高屋建翎的思想境界，这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复活》为什么千古垂范的原因。到了第三卷的结尾时，我有点担心，再写下去，写宋运辉官做得越来越大，梁思申钱赚得越来越多，意义都不大了。这两个人现在官已经够大，钱已经够多，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两个都不“痛苦”，安娜是痛苦的，聂赫留朵夫也是痛苦的，有没有一个真正“痛苦”的人，成为一个小说已经解决了主题，情节，人物这些问题之后的问题。

没有痛苦，则没有诗。宋运辉有无数解决问题的良方，故而没法进入“痛苦”的境界，不能苦吾苦，就也不能及人之苦，所以他身上总是少几分人气。《大江东去》写得大气磅礴，湍流直下，但我觉得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全景式的小说，它没有真正写到底层，它最终还是一本“成功史”。另外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写长篇对文字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更难的是结构与情节，但一个好作家归根到底要有对一个语言的深刻把握，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文笔俱佳，余华，王安忆，迟子建，也有各自的风格，阿耐的小说推动力极强，是靠见识和情节来推动的，文字只能称顺畅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