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王洛宾的歌里唱道：“带上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乘着那马车来。”
《诗经·卫风·氓》说：“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古今中外的女子出嫁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欢欢喜喜，穿上新嫁衣，带上嫁妆就过去了，交到心爱的人手里，盖一个永远的印章。
娜拉出走了，奥菲丽娅疯了，安娜自杀了。她们都觉得自己爱错了人，可是都已经晚了。疯的疯，死的死，出走的人问自己：“出走以后怎么办？"
至于中国的女孩，有些幸运的，两心同一，刘兰芝投了水，林黛玉哭尽了泪。不幸的，杜十娘沉了百宝箱，秦可卿上了吊。就算像秦香莲那样把负心的男人告死了又怎样？拖儿掣女，照样孤独地流眼泪去。能把苦日子熬到头，挣一个夫妻恩爱和一品夫人的，就像崔莺莺，又怎能保证两心如一，丈夫不娶小老婆？“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的？"，男人们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着。只好自认倒霉，寻一本《女孝经》、《女诫》读去，就算没事做，写两首李清照、朱淑真似的闺怨同，也难保不像她们二位似的招人骂说有伤风化。
于是世世代代无数的女性们就这样暗哑下去了。死的沉的还有人记住，夸两句也不费什么工夫。若是想闹想弘扬什么女性的主体意识，像乔治桑、斯塔尔夫人什么的，岂不是造反吗？
《诗经》的时代，女性还没什么节烈观念，像这位作者，还能骂丈夫“士也阁极”，能喊一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闹离婚，但她也很清醒，自己已是“其黄而须”的桑、“淇水汤汤”中的车了。离开了丈夫又怎样呢？这也是摆在19世纪欧洲女性、20世纪中国女性面前的同样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
说来说去，也只有再喊一声：“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苍天有知哉？这种纠缠不息的命运，留给女性惟一的安慰也只有回忆了，以至于这位主体意识颇为强烈的作者，在数落丈夫“二三其德”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当初的“氓之蛋圭，抱布贸丝”、“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总角之交，言笑宴之”。然而用这些甜蜜的回忆来换取她的一生，谁又评断是总算有些幸运呢还是更大的不幸？
突然又想起了几个人，都是春秋时的美人：文姜、哀姜和息夫人。她们都失了身，只是文姜、哀姜是主动的，而息夫人则是“迫不得已”，于是后人将二姜骂为淫妇，而对息夫人勉勉强强还有几分同情：何况人家后来自己死了嘛！《氓》的作者不能与她们相比，人家是美人又是国君的妻子，你不过是“三岁食贫”的布衣而已，可是假如让作者在千古骂名与以泪洗面间选择，她会选择谁呢？恐怕还是后者吧。
女性的道德勇气是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