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班主任老师，师德高尚，和蔼可亲。没见过他大声地训斥过哪个学生。他批评了你，却不会使你反感，你心服口服，下次还愿意与他谈话。
他像学生长兄，精心呵护每一个学生，班里有好几个二十多岁的男生，长得高大，干起活来都是强劳力。那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生们，特别是男学生都吃不饱，张老师千方百计地为学生们争取增加几斤定量。我在班里不是强劳力，粮食定量也增至三十五斤，这个定量一直保持到考进北大以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照顾青年学生，学生定量普遍比市民高，多数城市市民定量是二十六斤半，有的更低，这个粮食数量对现在的市民来说当然没有问题，可当时副食和蔬菜都很匮乏，那点粮食根本吃不饱。学生们感谢张老师，我所在的班是全校最团结友爱的班级，劳动生产中出是效率最高的班级。
张老师善于量体裁衣，因材思教。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精心为学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班里有个被称为“活字典”的同学，诗文水平都比较高。五、六十年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都不大重视理科成绩偏差的学生。可是张老师帮他提高文学水平，鼓励他将来成为文学家。有几个年龄偏大的同学，张老师觉得他们如果参加高考很难被录取，就千方百计帮助他们选择工作岗位。其中有两位同学在银行工作，是我的好朋友，刚毕业那两年，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专程约他们一同去看张老师，他们始终对张老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张老师悉心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材。班里高考题名呼声最高的有三个学生，一个是学习委员，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最为刻苦，基础知识最为扎实的学生；一个是体育委员，被认为是既聪明知识面又广的学生；另一个是我，被认为有点小聪明却不够严谨的学生。对学习委员，张老师尽量减少他班里的工作，让他全心全意学好功课。对体育委员，则发挥他善于演讲又颇有组织才能的优点，让他尽量多做些班里的工作，提高他的组织管理能力。而对我，让我作一个大组的组长，提高我的责任感和组织能力，并克服粗枝大叶的毛病。在毕业前的总复习阶段，张老师与任课老师商定，安排我们三人自习时间在班上做辅导。学习委员讲数学，体育委员讲物理，我讲化学。
为同学讲题，你就得对所学知识有深刻理解，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你若只会作题而未能把方法总结上升到课本上的基本理论，就无法让同学理解并记住你的方法；你若只会作而无法表述出来，说明你并未理解，同学们也不会满意；因此，做辅导是深入理解所学知识的过程，也是克服思维不够严谨的过程，做辅导对我帮助很大，不仅提高了我的解题能力，更重要的是使我充满了信心，直面高考的严苛选择。
张老师为全班每个同学设计前途。根据各自的学习成绩、家庭状况、身体条件为班上每个同学选择志愿。张老师与每个同学讨论填报志愿，然后共同做出决定。张老师让学习委员报清华，让我报北大，体育委员因被选入军校提前离开了学校。填报志愿之前，我并不敢有报考北大的奢望，是张老师坚定地让我报考北大，并希望我能去攻读无线电专业，这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科学领域之一。班上大部分同学实现了张老师的设计，学习委员虽未考入清华，但考入了南开核物理系，也实现了张老师的期望。
张老师如长兄，对学生充满感情而又不放纵；张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悉心浇灌、耐心地修剪；张老师是工程师，对学生分析透彻，设计计算仔细精到。
张老师处处维护学生的利益，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护和亲近。这样做也许少了个人的名利，却多了同学们的思念。
人的一生要走很长的路。路上会有多个转折点，每一点都是交叉路口，每一次都需要有所选择，除了选择方向，还要选择走那条路，因为同一方向上还有若干条道路。站在路口处，帮你选择道路的人就是指路人。小时候，父母是当然的指路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按照父母指定的路走着。
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临毕业时期，大部分的父母只能对学生的大方向产生影响，而以后的路如何走，社会影响已经远远大于家庭影响，这时候班主任老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社会最底层家庭的子女来说，班主任老师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个学生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能够碰上一个感到亲切、师德高尚且又具匠心的班主任老师实在是一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