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生于路易十四逝世前，死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终其一生皆被笼罩在专制的阴暗年代中。他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常常以日内瓦公民自居，但自16岁为生活所迫逃离日内瓦之后，与法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是当时启蒙运动的中心，而卢梭则是启蒙运动中最深刻的批判者。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阅读这部距离我们已经有二百余年距离的著作时，必须带着这样的思考：在专制统治业已推翻，科学研究已然证实《论不平等》中关于野蛮人的推测的种种谬误，社会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今天，再读这部“思辨史学”究竟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在本论中，卢梭这样说道：“让我们抛开所有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与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毫不相关。”这说明了卢梭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并非事实，而是“有条件的假言推理”。而在第一部分的末尾，卢梭又这样说道：“我承认我将要描述的事件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我只能通过一些推测来作出选择。但是，这些推测，当它们是从事物本质中所能做出的最接近事实的猜测时，当它们是我们得以发现真理的唯一方式时，便成功地转换成推理的依据。”

这样看来，卢梭承认了他的作品同他所批判的先行者的考察一样具有猜测性，但是他对自己的发现信心十足，因为他所作出的是“从事物本质中所能做出的最接近事实的猜测”。当历史无法提供可以将两个历史事件相连接的中间事件时，卢梭选择“依靠哲学，来决定那些可以让两者产生联系的类似事件。”，这些语句足以证明《论不平等》其实是卢梭的一场思想实验，通过思辨来寻求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与基础，而他所寻求的恰如海神格劳克斯的雕像一般，早已被时间、大海和暴风雨毁去了原有的模样，那么卢梭寻求到的雕像原样又是什么模样呢？

卢梭笔下的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有两大特性：自我保存与怜悯心。前者，是人类生存的基石，它代表着极为有限的最低生存需求，并使得人类只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后者是人类的天然道德，它使得人类不会对其他人作恶，除非是自我保存受到了威胁。如此一来，“游荡在浩瀚森林里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同类没有任何需求，同时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欲望，而且可能一辈子不会单独认识任何一个其他同类。他不为情欲所牵绊，自给自足，只拥有这一状态下应有的智慧与情感”。既然如此，人类的发展似乎就全部被否定掉了，既然“每个人都从相同的起点出发”那么不平等和社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答案就是“私有财产”。

第二部分的开头就是这样的断论：“谁第一个将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毫无顾忌地说：这是我的。然后找到一些足以天真的人对此信以为真，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创始人。”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产生根源的第一阶段，因此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主张政治要对人们追求私有财产的活动进行督导，减轻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危害，并且控制公民的占有欲。不平等产生根源的第二阶段是法官的设立，因为社会一开始是建立在普遍的协议之上，“只有当缺陷和骚乱持续不断地增长的时候，人们才会最终想到将这一公共权力托付给某些个人的危险方式，才会想到委托一些法官去保证人们决议的执行。”不平等产生根源的第三个阶段是合法权力向专制权力的转变，在前两个阶段催生了贫富的差距与强弱的悬殊后，该阶段完成了主人与奴隶的对立，所有的不平等终于抵达彼岸。

当人们进入到社会中，就产生了各种情欲，需求逐渐增加，虚荣变成了每个人的枷锁，所有人都为之劳累着、焦躁着，“野蛮人过着它自己的生活；而社会人只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中，因此，他也只有在他人的评价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相互间产生依赖之时便是奴役关系形成之时。所谓社会契约是富人和权贵为了控制穷人和被压迫者而使用的狡计，它旨在让过去的篡夺行径变得合法，政治权力促进了经济不平等的合法化。政府依靠同意得以运转，而同意却建立在虚假与谎言之上。专制国家由此“抬起了它卑鄙的头颅。它贪婪地吞噬着国家各个部分美好且健康的东西，直至践踏法律，蹂躏民众，最终在共和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在二百余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论不平等》，会发现文中的关于野蛮人的推测早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推翻，卢梭所提出的许多论据也不再具有解释力，文中对于怜悯心的论述其实陷入了用道德论证道德的循环论证之困境中。卢梭所认为的存在于自然状态的平等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独立的个人和有限欲望之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也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卢梭对自我保存和怜悯心两种品质的呼唤和对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情欲的批判，以及对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们的关怀，却是我们应该看到并保存的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