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某人说过：一个人要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目的有明确而坚定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件极难的事。

因为极难，所以更想知道答案。因此，我在看到余华的小说《活着》时，便急迫地读完。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用一种冷静、平常的笔调，娓娓述说福贵老人并不平常的一生。

在福贵还是一个阔少时，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名不文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入茅屋的当天。破败以前的福贵不懂得伤心，破败之后的福贵却没有资格伤心了。因为他成了佃户，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日子，他经历了战争，被抓壮丁到战场而死里逃生;经历了自然灾害年，饱受饥饿的折磨而侥幸活命;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七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而他却活着，与那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牛“幸运”地活着。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幸福。”——余华语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小说中的描述。

作者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们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他解释：“‘活着’，作为一个词语，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忍受，成为生命给予生活的一种状态，是活着的一个必需条件。但忍受需要力量的支撑、爱的牵引。如果在忍受之中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幸福，那么，这种活着的方式也是不能忍受的。

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书的主人，年仅十三岁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同家人一起，躲避在几间密室里，忍受着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日子，在那种牢狱一样的环境与低沉、紧张的气氛中，仍然坚持读书、记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她能忍受的力量，来源于她心中的光明。

沈从文先生《边城》中的老船夫，“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亲人——翠翠”，他能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力量，来源于他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爱。

而生活在真实社会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呢？忍受生命的艰难与痛楚，忍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忍受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并在忍受的过程中，明了活着的理由，在忍受的过程中，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很欣赏余华说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忍受并幸福地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