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颇具文学情怀的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都尊萧红为自己心中的偶像。片中直接从萧红作品中撷取的大片对白，精确到具体日期的一个个细碎事件描述，以及力求还原当年时代风貌的服装和道具(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以上这些是许鞍华和李樯从可证的史料中收集而来)，都彰显出编导渴望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萧红的深切诉求。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过于渴求客观与真实，影片采用了最为笨拙的方式去演绎萧红的一生。它从萧红第一段失败的恋情开始，事无巨细地一点点推进着人生前进的步调。与萧红有过交集的成群的人物走马灯似的出现在银幕上，留下零星的事件，便迅即离去。观众只是明白发生了什么，却难以理解一切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对于更多史料难以确证或影像无力表达的部分，则采取了令人惊异的由演员面对观众大段念白的方式予以呈现。这些频繁出现的间离段落，犹如一则旨在介绍史实的电视纪录片，让整部影片本已破碎飘零的同时，更让人有出戏之感。以至于有论者感慨影片更像是一部资料翔实的论文，而非电影。事实上，即便将其视作一篇论文，其论据材料之取舍，也值得商榷。对于理解萧红的性格至关重要的童年家庭部分以及与萧军端木等人感情关系的诸多细节全部按下不表，却对每一次文人的聚会就餐细节描绘得丝毫不差，而对于萧红与萧军、端木难以善终的两端感情尽数归咎于男方(萧军的狂放与多情，端木的懦弱与自私)，多少也有悖常理——感情终归是两个人的事，问题怎可能单属一方？
以上种种，归根结底都是编导有意无意的粉丝心态使然。《黄金时代》犹如他们向偶像致敬的赞美诗，其中关于偶像的描写都是俯就身躯的仰望，必然容不得一丝瑕疵与污垢存在。因此，萧红自身性格的缺陷，都成了《黄金时代》里尴尬的留白。而这些散落四处的留白，对于对萧红其人其文并不熟悉的当代观众而言，甚至成了理解故事发展的隔阂与阻碍。至于不少人曾经期待的，通过这样一部深入描摹民国文人的史诗巨作尽显一个时代之文化风流的主旨也彻底落空。片中虽然出现了大量与二萧有过来往与交集的文人雅士，然而后者基本沦为了侧面讲述萧红生平的刻板道具，如王千源、田原、祖锋、王紫逸等人的所有作用几乎就是朗诵几段长篇大论的念白，所饰人物的性格则没有丝毫表现。在这方面而言王志文饰演的鲁迅或许是唯一的例外，举手投足间的三言两语，多少表现出一代文豪的风度与气质，而讽刺的是，王志文也是这一众配角中唯一没有去读那尴尬念白的一位。
影片将全部的焦点统统对准萧红一人身上，除了令大量原本各具风貌的配角沦为脸谱式过客外，还丢掉了主人公所处时代的真实背景。二萧身在上海与武汉之时，恰逢抗日战争最为惨烈之际，加上二萧所在的左翼作家阵营，也遭到了政府当局的围追堵截。他们的每一次出行，其实都是在谨小慎微的状态下进行，而每一次辗转和迁徙，则都是迫不得已的转移。然而，战火在影片中，仅仅是在最后的香港段落有一短暂的呈现，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都隐身幕后。给人的错觉竟然是，二萧与友人的活动与来往，皆如闲庭信步般洒脱自如，甚至有点像《午夜巴黎》中文人间的谈笑风生。
总而言之，《黄金时代》确凿无疑地映射了许鞍华和李樯的初衷与野心，可是这份初衷与野心以一种错误的角度和方式被表达出来。许鞍华和李樯执迷于萧红非凡的文字(这一点的确值得称道和书写)，却忽略了作为一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更本职的使命——从历史与生活中提炼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与升华。即便是表现萧红才华满溢的文字，作为一部电影也更应该尝试用相应的影像而非生搬对白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而两人用为尊者讳的方式描写自己心中的偶像，更是犯了优秀传记片之大忌。这种情感认同上的主观，恰恰违背了他们对于“客观”的孜孜以求。
所幸，从片方发布先导海报起一直在强调的“自由”这一核心命题，经由萧红崎岖坎坷的一生多少算是被凸显了出来。从年少时为了爱人逃家私奔，到与未婚夫忍受周遭白眼在旅馆闷居四个月，以及后来始终不愿成为男性附庸、谋求自我独立的意识，贯穿了萧红的一生。再加之其对政治的懵懂，令其没有盲目跟风抱团，而是执着地忠于自我风格进行文学创作，更令其在同时代人群中经历时光的洗礼焕发出神采。当然，就这一点而言，《黄金时代》也还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所能欣慰与感叹的，是许鞍华有勇气在如今这样的时代拍摄一部与普罗大众存在天然隔阂的巨作，其罔顾左右的气魄倒是与萧红有了几许遥隔时空的共鸣。至于那个许鞍华想要表现的充满魅力的真实的萧红，只存在于电影之外，甚至萧红的文字之外更多的历史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