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什么?

[拼音]：shuohua

唐、宋时代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专称，相当于近世的说书。“说”字在古代就含有故事的意思，如韩非子的《说林》，刘向的《说苑》，都是故事的结集。隋代更以“话”字来称故事，《太平广记》卷248引侯白《启颜录》记载：杨玄感曾要求侯白“说一个好话”，侯白被缠不过，乃说“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云云。这是说书（或者是说故事）最早的记载。

说话作为一种民间伎艺，兴起于唐代。唐代佛教寺院中流行的俗讲，多为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一类的变文，如《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文》、《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唐代除这种说唱性质的俗讲外，在民间已经产生了说话伎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 4《贬误》篇记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列于杂戏中的市人小说，当即职业性说话人的伎艺。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原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就是白行简所写传奇小说《李娃传》的故事。说这一故事时，“自寅至巳犹未毕词”，可见其不象《李娃传》那样粗略，必然极尽增饰铺衍之能事，也可知当时的说话艺术已十分生动细腻。另外，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退位以后，“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说明说话伎艺已经流入宫廷。这些记载都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与寺院中俗讲的兴盛属同一时期，从中也可约略考知说话伎艺对俗讲的影响。

说话伎艺繁荣兴盛于两宋时代。宋代继五代干戈扰攘之后，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市的扩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为适应市民阶层的要求，城市里遍立瓦肆勾栏以为娱乐场所，其中最流行的伎艺便是说话。《东京梦华录》记述汴京（今开封）勾栏中说话艺人有讲史 7人，小说6人，说诨话1人。另外在闾里坊巷之间也有说话艺人活动，苏轼《东坡志林》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至宋高宗南渡以后，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城、郊区迅速拓展，人口增加数十倍，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百戏伎艺更为兴盛。周密《武林旧事》卷 6《诸色伎艺人》条记载，勾栏及宫廷中演史艺人23人，小说艺人52人，说经、诨经艺人17人，说诨话艺人 1人。也有一些无名的路歧艺人进不了勾栏，只在城市广场上和乡村做场献艺，叫做“打野呵”；此外还有在茶肆、庙会、私人宅第中献艺者。另外，小说艺人朱修、孙奇等都曾在德寿宫献艺，得到高宗的赏识。宫廷中除了召唤说话艺人进宫供奉以外，还有一些内宫的近侍也会演述小说，如《三朝北盟会编》卷 149记载内侍纲编撰邵青起义及受招安的故事为小说，为高宗演述，使高宗知道邵青及其部属忠诈、强弱之本末。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曾提出“说话四家”之说，但由于文字段落不明，句读歧异，所以近代学者对四家之分曾产生过分歧意见。在宋人著述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记载比较明确：“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从这段文字记载的题材内容看，一般认为可分：

（1）小说（又称银字儿）；

（2）说公案、说铁骑儿；

（3）说经、说参请；

（4）讲史书。另外，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所载，则分为：小说、说经、说史书 3类。《武林旧事》和《梦粱录》记载诸色伎艺人姓名，也是按这 3类划分。清代翟灏《通俗编》引耐得翁《古杭梦游录》之说，分为银字儿、铁骑儿、说经、讲史四家，近人王古鲁《南宋说话人四家的分法》一文也从其说，并加以阐释。

又称银字儿，一般认为是由于小说在说唱时用银字笙或银字觱篥来伴奏而得名。由于这种乐器吹奏的声音悱恻动人，后来有些诗中常以银字作为哀艳腔调的代称。至宋代银字引申为哀艳之意，像小说中烟粉、灵怪、传奇一类，内容大都哀艳动人，因此以银字儿来称这一类小说，与公案、铁骑儿相区别。宋代小说有说有唱，可以用银字笙或银字觱篥来伴奏，也可以吹起这种乐器来招徕听众。宋代，在民间诸色伎艺人中，以小说艺人为最多。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出色的小说艺人有李慥、杨中立等 6人。南宋时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书记载，则有蔡和、李公佐等50余人。可见南宋时小说伎艺比北宋时还要盛行。另据《武林旧事》载，南宋时小说人也有了自己的行会，名为雄辩社，在迎神赛社时与其他伎艺一起演出。

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和《宝文堂书目》中所记宋代话本名目，约有 140多种，大部分已经散佚，留传至今的有《京本通俗小说》残卷。此外尚有《刎颈鸳鸯会》、《柳耆卿诗酒翫江楼》、《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等散见于明人所辑的《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熊龙峰刊本中。在《醉翁谈录》里也载有《因兄姊得成夫妇》、《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张生彩鸾灯传》等，不过都比较简单。这些小说，有的取材于唐人传奇，像《李亚仙》、《莺莺传》、《大槐王》、《聂隐娘》等；有的采自历史故事、神怪故事和民间传说，象《姜女寻夫》、《杨令公》、《五郎为僧》、《红蜘蛛》、《芭蕉扇》等。更多的是取自宋代社会现实生活，象《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志诚张主管》等，描写的都是当时市民阶层中的生活图景，通过中下层市民的遭遇和命运，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草菅人命迫害小民的残暴行为，同时赞扬了这些下层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反抗精神。这是在宋代小说中所出现的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题材内容。

是否与银字儿别为两家，在近代学者中还有不同看法。根据《都城纪胜》所说，铁骑儿是敷演“士马金鼓之事”，由于它与讲史不属于一家，所以严敦易在《水浒传的演变》一书中认为当是专门讲说宋代战争故事，包括农民暴动和起义以及抗金义兵的一些英雄传奇。陈汝衡《说书史话》及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都认为说公案、铁骑儿应为一家，“士马金鼓”与“朴刀杆棒”题材相近，而与小说家的传奇、烟粉、灵怪题材不同，可分为文、武两家。

演说佛经故事和参禅悟道故事。在唐代已很盛行，当时由僧侣们在寺庙中讲唱。宋代说经，相传最早的《香山宝卷》即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普明禅师在武林所作，北京图书馆所藏《销释真空宝卷》也是宋末元初的抄本。可能因南宋瓦肆间以讲唱劝世经文的为多，因此当时称为说经或谈经。南宋说经人，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书记载，有长啸和尚、达理和尚、喜然和尚、陆妙慧、陆妙静等20人左右，都为僧尼。说诨经则有戴忻庵1人。

即讲说历代争战兴亡的故事，都是长篇。主要事迹基本符合史实，在细节和刻画人物上则全靠艺人敷衍描绘。北宋时瓦肆间说三分已经很盛行，据《东京梦华录》载，崇宁、大观年间瓦肆中除去一般讲史外，单有艺人霍四究专门说三分，还有尹常卖讲五代史。南宋时讲史更加发展，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在临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栏内“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武林旧事》所记的诸色伎艺人中，除小说外，也属讲史艺人最多，计有23人。讲史的伎艺要求有渊博的学识，象《醉翁谈录》所说，要通经史、博古今，才能“秤称天下浅和深”。《梦粱录》中所载的讲史艺人王六大夫，便是“讲诸史俱通”的，因此听者纷纷。其他讲史艺人象乔万卷、戴书生、张解元、陈进士等，都是由于精通书史文传，广识博闻，才得到这类称号的。

宋代所讲说的史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以说三分和五代史为最流行。南宋时，据《梦粱录》载，则有：《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在《醉翁谈录》中则载有：说孙庞斗智、刘项争雄、三国志、说黄巢……，“史书讲晋、宋、齐、梁”等，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泛，既可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可激发人们的爱憎感情。

与南宋同时，北方的金朝也有不少说话艺人。《三朝北盟会编》卷77《金人来索诸色人》条记载金人向南宋索御前祇候，包括教坊乐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艺人150余家。《金史》中记载有供奉宫廷的“说话待诏”，如说《五代史》的艺人刘敏曾为金主完颜亮之弟完颜充说梁末帝朱友贞杀朱友珪之事；还有贾耐儿、张仲轲等都以说话为业。

到了元明两代，说话伎艺仍很流行，但以讲史为最盛。元代以后，讲史别称“平话”，都是讲历史故事，以散说为主不须弹唱，与清代以后的评话、评书相同。另有弹唱的“词话”，有说有唱，题材则较广泛，既有讲史，也有传奇、公案之类。由于宋元说话的盛行，元明之间便有文人收集话本厘定加工、刊印流行。特别是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书，重新结构，首尾完整。明代以后，反映历史和现实的通俗演义小说刊印甚多，有的是借助于说话艺人在书场上渲染积累起来的历史故事，参酌史乘及野史笔记加工写成;有的则是小说刊行在先，然后才有艺人加以渲染演述，如明代的《英烈传》。到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术家柳敬亭以精湛的伎艺，风靡一时，为近代评话艺术开了先河，并被现代的南方评话、北方评书界共同尊奉为祖师。

宋、元的说话伎艺，虽有“四家”之别，在艺术上最有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讲史和小说。讲史是“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属于长篇大书，多要依据史乘、参以野史传说，在情节的穿插敷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提破，《梦粱录》做“捏合”。提破和捏合，是指小说家可以不受书史文传的局限，能够集中地描写一个故事，人物刻画也显得生动活泼。如小说《张子房慕道记》的情节描写，比《前汉书平话》丰富充实得多；《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话》里只有淡淡的几笔。而这两篇小说既有自己的主题，又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极能引人入胜。元代刻印的讲史话本，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不象小说话本那样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所以艺术上显得粗糙拙劣，不能反映出讲史艺人演述时的艺术特色。但是，从流传下来一些小说话本，还可以看到宋元时代说话的艺术特色。同时，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中的《小说开辟》一节，也记载了当时说话艺术技巧的概貌。

小说的篇幅较讲史为短，相当于现代的中篇，一个故事要分成若干回来演述。如话本《西山一窟鬼》里说：“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这一话本在书面上只有6000字左右，可见在演述时必有大量的穿插敷衍，每回都留有悬念，方能吸引听众。这种穿插敷衍，要做到《小说开辟》所说:“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这些都表现了说话艺人“随意据事演说”的口头创作的特色。只有具备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善于发挥想象虚构的能力，对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能加以严密的组织，才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

说话伎艺注重诗、词、赋赞的运用是受唐人的影响。鲁迅说：“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在演述正文之前，多用诗词做为“入话”;正文中间也往往穿插一些诗词，或作为引证，或作为描写人物景色，或作为书中人物的吟咏。在描写人物景色时，有时也用骈体的赋赞。有的话本在分段之处还以两句诗做结，宋元习语称为“按喝”，近于现代北方评书的“拨口”。正文的最后多用七言绝句收尾，有的则用四句话总括故事大意，类于元人杂剧的“题目正名”。

说话须凭口才，有的还要歌唱。宋代讲史多用散说，而小说在初期是有唱词的，如《刎颈鸳鸯会》、《快嘴李翠莲记》、《张子房慕道记》等，唱词或为说书人口吻的叙述体，或为书中人物语言的代言体。但至南宋以后，歌唱成分似渐稀少，所以《醉翁谈录》中叙述小说伎艺，只说“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可见书中的诗词都只用念诵了。

“使砌”也是说话中一项重要的特色。“砌”就是插科打诨，以语言滑稽为主，似也兼有动作（神态、手势等）滑稽的涵义在内。说话的“使砌”，有讽刺讥笑反面人物的，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在引入正文时说：“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只为一点悭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以下即有一段砌话。也有在故事之外穿插一些笑话的，如《醉翁谈录》收有“嘲戏绮语”一卷，即是供说话人选用的砌话。这种传统一直还保留在现代评话艺术中。

在北宋时已发展成熟的说话，对后世的说书艺术乃至中国戏曲的形成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采取拟话本的形式，进一步推动了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出现。宋、元说话的故事，还为宋元的戏文和北杂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戏曲中的自报家门、下场诗、插科打诨、以叙述来描绘战争场面、描绘人物和景色时使用骈俪文体、剧尾的题目正名等等都留有说话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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