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热点议论文(精华)

2017年高考热点议论文(精华)本文简介：走出心灵之“宅”，走出游戏之“墙”，克服精神之“疲”，去体验本真，去追寻意义，去拥抱生活，才能培厚精神新土层，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脉络。必须站在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谈《王者荣耀》腾讯开发的一款手机APP游戏《王者荣耀》，最近受到了社会的批评。就像舆论场上历来的套路一样，反批评的意见随之涌出。对这款游戏软件

2017年高考热点议论文(精华)本文内容：

走出心灵之“宅”，走出游戏之“墙”，克服精神之“疲”，去体验本真，去追寻意义，去拥抱生活，才能培厚精神新土层，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脉络。

必须站在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谈《王者荣耀》

腾讯开发的一款手机APP游戏《王者荣耀》，最近受到了社会的批评。就像舆论场上历来的套路一样，反批评的意见随之涌出。对这款游戏软件到底应该怎么看，对方兴未艾的手机游戏怎么看，已经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

《王者荣耀》之所以成为批评目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吸引了过多的未成年人，导致一些少年儿童沉迷其中，影响了学业，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王者荣耀》已吸引了千百万未成年人、影响了千百万未成年人，在这个现实面前，批判与反思也好，呼吁监管部门介入也好，已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游戏产品，而是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课题，不可等闲视之。

有论者认为，手机APP游戏是一个市场，政府不应多加干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可以用市场化原则来看待的产品，不仅要求其开发商是合格的市场主体，而且要求其消费者也是合格的市场主体。但是，《王者荣耀》的主要消费对象是未成年人，而未成年人由于其心智尚未成熟，对事物的辨识力和控制力还比较差，因此很容易受产品开发商的蛊惑而出现非理性消费行为，甚至耽误成长。

当游戏成为一种生意经以后，企业必然会不断地开发功能，使其增加吸引力，用一句市场的行话来说，叫做增加对客户的黏着力。而由于它们的“客户”又主要是未成年人，这就必然会产生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问题。如果未成年人将过多的时间消耗在游戏上，就很容易导致产生耽误学业以及影响休息和身体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这样说，只要游戏公司和以未成年人为主的消费主体未建立起符合市场化的关系，那么游戏公司的市场化开发越成功，它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越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因此必须由权力机构严加约束，祭出特别的监管措施。

有一些为游戏公司辩解的人士认为，手机游戏同其他市场产品一样，消费者是一种自由选择，政府不应横加干预。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尚未取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他们并不能成为适格的市场主体，所谓的市场化理论在游戏市场上是不能适用的，当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成年人对他们在管理上力有不逮的情况下，行使公权力的政府管理部门有必要履行监管责任，对游戏公司加大治理力度。

迫于社会的压力，腾讯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三板斧”，包括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一系列措施。但是，要求一个游戏公司作出这种限制，实际上是要求它与自己的商业利益为敌。更重要的是，在游戏公司不可能和它的“客户”即无数未成年人面对面的情况下，要求它对每一个在手机上玩游戏的人作出验证，实际上是天方夜谭。而更重要的是，据说如今这个系统已经被破解，而要求腾讯拿出更高的招来反破解，已经缺乏现实可行性。

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游戏的生态，而且改变了游戏的性质。从监管角度而言，借《王者荣耀》事件的契机，必须针对互联网游戏产业探索一套新的、适应互联网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监管机制，比如，建立游戏分级制、未成年人限时制等等，已是燃眉之急。目前，就《王者荣耀》来说，如果前期所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变，管理部门甚至有必要责令其下线。

最后必须指出，《王者荣耀》在市场上的成功，其实是开发商利用了其消费主体，也就是未成年人的弱点取得的成功，这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些游戏公司的老板已经跻身于中国富豪排行榜，但是当他们听到一些未成年人因沉迷游戏而产生各种悲剧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理由以市场化来为自己开脱的。

王者荣耀“限玩令”能限出一方网络净土吗

比如，看似咄咄逼人的“三板斧”，仍为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留了一些“活口”，12岁以下有1小时“自由”，12岁以上的则有两倍“权利”，这究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是基于孩子利益的设定？又比如，据一些公司的行业评测，以及不少网友反映，该游戏尚有轻度暴力、色情之嫌，为何主动“清理门户”的“三板斧”却没有涉及呢？

再从立法角度看，虽然网络游戏平台被赋予了一定监管职责，却非是真正的“立法者”。审视王者荣耀“三板斧”，以保护未成年人之名，多有对未成年人游戏权利的限制，对孩子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权益保障上的“不公平”；而规定的“未成年人消费限额”，还需要与金融等机构的联动，也需要真正意义的法律规范。

部分网友力挺不让座的小伙，到底在表达什么

又见因让座问题引发的风波。6月30日，上海地铁9号线，一男子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一位大妈上前劝阻，并引发纠纷。上海轨交公安在事发后介入调查，该男子称当天是去做志愿者，一天下来也很累，所以没有主动让座。（据澎湃新闻）

不主动让座，对老人劝告也无动于衷，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这些关键细节组合在一起，似乎足以刻画出一个自私、蛮横的年轻人形象。但这一次，多数网友却站在了小伙子的一边。

客观而言，自己没座的大妈，提醒下身边有座的年轻小伙为带小孩的妇人让座，也算是热心肠。只是，这仅仅只能是善意提醒，若变成了冷嘲热讽甚至是道德绑架，显然就越界了。再者，在这种情况下，旁人拿着手机来拍摄小伙子，也颇为失当，至少是不礼貌的，也无助于事件的解决。

类似事件屡屡引发舆论聚焦，离不开近年来公共场合让座冲突频繁发生这一背景。此次事件中，拒不让座的小伙子，据其自称是当了一天的志愿者累了，并且一开始也是准备让座的，但由于老人的过度“劝说”，反而激发了逆反心理，索性不让。这种心理倾向，在不少的让座冲突中都客观存在，也再次说明，强制性的道德胁迫，不仅不利于激发道德自觉，还可能反过来削弱社会对“让座”这一道德倡导的认同。

据报道，日本也非常提倡尊老爱幼，但公共场合，却很少发生类似的让座风波，甚至不少老人会主动拒绝他人让座。其中的缘由，除了“怕麻烦别人”的心理深入人心，更在于，在日本老人看来，接受让座即意味着自己服老，承认自己是弱者。这种对比反差，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体认让座冲突的根源。

提倡公共场所让座，不管对象是老幼还是病残，其目的都是出自于社会对弱者的照顾原则。但是，一些老人强迫他人为自己让座，所表现出来的，或不仅仅出于自己的弱势身份，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是老人就必须有座位”。让座的道德前提就此从弱者需要照顾，异化为老人必须享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待遇”。反之，不让座，就是不尊重老人。在这种微妙心理之下，让座冲突变得经常化，也就不意外了。

因此也可以说，获得一个被让出的座位，或是一个跳广场舞的篮球场，可能成了部分老人对自己“老人权威”的一种外在确认与补偿。即如这起事件中，老人虽然不是为自己争取座位，但其要求小伙为带小孩的妇人让座，亦是将自己置于一种道德权威的地位，带有一种教育“年轻人”的心理动机。

道德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让座更不是无条件的道德正确。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是那种不由分说、脱离了具体场景的道德宣教，对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部分老人而言，他们可能理解不了：一个当了一天志愿者的小伙，或者正处于生理期的女孩，也是某种意义上需要座位的“弱者”。

居高临下的道德胁迫，难以生长出真正的道德自觉。为弱者和有需要的人让座，确实应该提倡，但既然是提倡，就应该止于自我道德认同的层次，一旦迈向强制，不仅变味了，也很可能激发逆反心理。这次网友力挺不让座的小伙，在根本上说，其实不是年轻人与老人的群体对立，更不是说否定让座的必要，而是边界日益清晰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与权利观，与传统一元化道德观的碰撞。

拘留扔硬币老太但“不予执行”，兼顾了情、理、法

事发仅一天，老太往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事件就有了处理结果。警方最新通报：邱某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生产秩序的违法行为，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因邱某年龄已超过70周岁，将拘留不予执行。

对此处理结果，可能有人会问，老太这一把硬币撒下去，机务如临大敌，航班延误多时，舆论飞沙走石，警方却一句“拘留不予执行”，这事就算完了吗？

不是说，万一没有其他旅客报告，飞机如期起飞会怎样怎样；万一机务人员没能找到、找全硬币，飞机被拖进机库，甚至发动机报废……然而，这些不都是“万一”吗？所有“最坏的结果”都没有出现，则这起撒币事件，也就是一场让人出了一身冷汗的惊魂而已。

警方考虑到前因、后果，对老太做出“拘留不予执行”的决定，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前因”即无主观故意，而“后果”则没有产生严重危害。尽管其行为本身已经越界，有产生危害的可能，但仍在控制之中，或在其后得到补救。也因此，老太的行为被认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范畴，而未上升到刑事犯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在报道中说警方对其“不予处理”，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警方认为，老太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被处以行拘5日。只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70周岁以上的老人，“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换言之，这一处罚结果的确让人“很不解气”，有人甚至提出要重罚、重判，这都可以理解。但对不起，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此番警方在处理老太事件中的冷静、克制，也体现出法律的谦抑态度。这种谦抑不是宽纵，也不是罔顾公共利益，而是充分考虑到了法理与人情的辩证统一。

“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英哲边沁的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法律的谦抑精神。

“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法学家安提戈捏这句话每每被人引用。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谈到，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具体到老太扔硬币事件的处理，体现的正是这种情、理、法的平衡。不处理并不意味着法律缺乏刚性，而恰恰是基于底线之内的柔性与灵活。何况，连日来，舆论的批评已经给了老太太及其家人强大的压力，也对社会公众产生了教益。

当然，警方的处理可以到此为止，航空公司如果觉得有必要，还可以就此次事件造成的损失追诉陪护人。老太太垂垂老矣，可她的三个陪护人却不应该置身事外。毕竟，航空器关系到公共安全，任何危险举动都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幼儿园“告别party”花3万，谁在物化童真

拍毕业艺术照480元，参加小朋友告别聚会280元，互换荧光笔等小礼品120元……上周日杨女士给孩子认真记录着这个月“多出”的开销，一共880元。如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班毕业照要穿着小博士服、小西服照艺术照，和好朋友在亲子餐厅、小游乐园、儿童乐园一起举办告别派对，去租礼堂或场地来场毕业典礼等，五花八门的毕业消费，从场面到精细度都丝毫不亚于大学生。北京市一幼儿园办“告别party”，

包场花3万元，人均500元。（6月27日《北京晚报》）

俗话说：过于溺爱，也就成了害。幼儿园办告别派对，包场花3万元，人均500元，有必要吗？小朋友幼儿园毕业要花多少钱都俨然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幼儿园大班孩子才6、7岁，并无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毕业派对再庄重，奢华，所有意义也都是成年人赋加给孩子的。一则，他们多半对之无感；二则，派对讲排场，搞奢华，也只会激发孩子的虚荣心、攀比心，反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家长总该是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得有点理性、自制力，而不能在从众心理影响下，被无知孩子的虚荣、攀比欲望牵了鼻子走。否则，家长若“明知故犯”，那孩子也就不过成了他们手中精致的提线玩偶。这就成了是在以孩子为道具，家长、家庭相互攀比了。

也有家长给孩子过奢华毕业派对，是出于补偿心理，称“孩子过得精细点儿是好事儿……自己小时候都是随随便便毕业啊升学的，都没那么隆重的仪式感……不能委屈了孩子。”也许这样的家长是从物质匮乏童年走过来的。可回头想想，那样的童年不也照样过了吗？大多数人回忆里，童年总是没什么心思，玩乐为主，无忧无虑的，经济因素从来不是重点。经济匮乏的童年，当然未必能留给人美好回忆；但现在物质丰裕了，却也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教育是什么？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教育即生长，在生长外别无目的。”即在于充分发展孩子的天性和能力。而孩子童年期天性，总是以玩为主的。孩子有孩子的心理特征；过于奢华、讲究排场的种种仪式感浓重的毕业活动，与其心智发展阶段、水平并不相符合。那又何必要去揠苗助长呢？大班毕业照要穿小博士服、小西服照艺术照，去租礼堂或场地来场庄重的毕业典礼，那么孩子就给整成“小大人”了。当他们长大之后回忆过往，失却童真、繁文琐节的童年，岂不令人遗憾？

美国传媒学者波兹曼曾在《童年的消逝》中预警：“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而包场花3万，人均500元，商家的广告营销狂轰滥炸，眼睛里只有利润，是没有孩子和成人的分野的；孩子正在被成人世界“小大人化”，家长们应由所警惕。若是顺水推舟，乃至积极迎合，只会加速孩子童年的消逝。那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

童年谁都贪玩，没什么心思，无忧无虑。孩子不应该成为家长手中的提线木偶、“小大人”。给孩子过一场什么样的幼儿园毕业派对，平心而论，其实与钱无关，无需排场，不必奢华，只要孩子聚玩的开心，就可以了。

电视医学“专家”三年9个身份：无关演技，关乎监管

不知道她叫刘洪滨还是刘洪斌，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究竟为何，反正，“苗医传承人”、“北大专家”、“著名中医养生保健专家”、“高级营养师”、“中华中医医学会镇咳副会长”、“老院长”、“著名老中医”、“中华中医医学会风湿分会委员”……满屏都是“专业”的指点、消费的诱导。

这两天，人民日报微博披露的这个虚假医药代言“专家”刘老太火了。从西部边疆到东部沿海，从南方省份到东北三省，众多省级电视台都是她的“阵地”。而随着国家有关部门打击力度的加大，部分电视台已经删除了相关信息和链接，刘老太则“与时俱进”，与电视同款的淘宝版也出来了。

身份转换如此之快，涉及领域如此之广，且在每个场合都应付裕如，刘老太堪称演员级的人物。只是让人不解的是，这么多的电视台，为何全部沦陷？简单检索即可查清的虚假医药产品，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播出来？

不排除其中存在利益驱动。在广告介质发生巨变的语境下，电视台经营困难，往往“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的就是菜。然而，无论如何，也应恪守法律的底线。新《广告法》对虚假广告有明确的界定，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均构成虚假广告。

事实上，刘老太代言的不少广告已被食药监及工商部门通报处罚，电视台怎么可能不知情？退而言之，即便撇开具体的医药内容，刘老太不断转换场景，每每以不同的“专家”身份出镜，并作出“专业”的引导，也涉嫌误导乃至欺诈消费者。

“代言达人”刘老太的演技其实并不高明，也不难辨认。奇怪的是，电视台失察之外，为何那些监管部门也保持缄默？据报道，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已实现对全国广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24小时全面监测，并定期发布违法广告监测数据与排名；而责在医疗广告监管的国家食药监局也启用了在线违法广告监测管理系统。遗憾的是，这些看似严密的监管手段，似乎都没有留意到这位“神通广大”的刘老太。

长袖善舞的刘老太该退休啦。不仅如此，她还要承担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责任。根据《广告法》，无论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还是发布者、代言人，只要和虚假广告沾上边，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违法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电视台，不仅要接受工商、食药监等部门的经济处罚，相关责任人也要接受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处分。而如果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情形，也应受到处分，构成犯罪的，还要被依法追究刑责。

“状元笔记”大卖，学海无涯哪有什么通关秘籍

学海无涯，并无通关秘籍。归根结底，与其在“状元笔记”里寻求可能考到高分的慰藉，不如找准定位，对症下药。这样的备考思路才是更扎实可靠的

女博士大闹机场”不仅仅是迟到五分钟的事

武汉名校女博士晚到误机，大闹机场掌掴女员工被拘。与此同时，法航将打人女博士列入黑名单，全球范围拒绝承运。目前，机场地服亦在向中国民航局申请将这名旅客列入中国民航黑名单旅客。一旦该申请成功获批，她将无法乘坐国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这位女乘客付出的代价何其沉重，然而这也是她必须为其行为所要承担的后果。回顾整个事件起因，大闹机场的女乘客理由在于，也就迟到了五分钟，为何就不能通融？实际上，飞机提前半小时就不办登机手续了，是因为要预留行李托运、安检、在摆渡车上行走以及登机的相应时间，同时，航班起飞时间是飞机开始滑行的时间。以上环节可谓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航班的起飞延误。

因此，女乘客所谓的“通融”，意味着机场、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已经在登记的所有乘客，甚至其他航班都要为此权利“让路”，明显是以一己之私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自然会被机场值机人员所拒绝。

女乘客大闹机场掌掴女员工，将自己的错误放大到更为严重的地步，不仅对被掌掴女员工造成身心伤害，也影响和干扰了机场秩序，进而对其他乘客释放出负面信号，那就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不惜要挟甚至“攻击”他人乃至相关法规。

由此可以说，女乘客所面临的惩戒力度并不偏高，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具有足够警醒力度的案例。在这里，我必须要点一下女乘客的“博士身份”，原因就在于，作为高校博士，女乘客本应具有与学识相匹配的公共素质，也就是谨守各类公共场合的规则，尊重包括尽职值机女员工在内的他人，不因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要求社会承担其额外成本，然而以上行为要素的缺失，证明女博士少了人生的这一课，或者说，哪怕她接受过类似的教育，却依然在关键时刻考了个零分。

而更值得放大的命题是，有多少人像大闹机场的女博士“有才无德”？这里所指的“德”，是成年人进入社会之后，必须学习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尤其是厘清私域与公域之分，从而将权利与自由的边界清晰化。这不仅是现代公共道德准则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大量对于此类行为准则的说理与阐述，并且内化于个人成长过程的谆谆教诲中，女博士“有才无德”，即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双重缺位。

近年来，我们常常争议的话题是，道德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道德与规则如何融合交互？“女博士大闹机场”而被公安机关处罚拘留、法航封杀、国内可能列入黑名单，或许能给公众舆论提供更多的反思与讨论。

治“中国式过马路”，别只盯着行人素质

闯红灯是交通违法，要疏导、管理，无可厚非。但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理手段，也堪称是“中国式治理”：执法成本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运动性执法特点，效果难以保证，甚至执法边界存在争议，倒还再其次，关键是治理理念存在偏差。

这些执法举措，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闯红灯是“素质低，需要管”的执法认知基础上。但行人在交通体系中的表现，不仅关乎素质，更与整个交通体系的设计有关。最常见的如，不少路口，红灯时间长，绿灯时间短，要按规则过马路，是对人耐心和速度的双重考验。而马路越修越宽，本就对行人产生了更多的不便，但对行人路权的分配，却并未有相应的跟进。再者，交通规则的设计，也多侧重于车辆而非行人，甚至斑马线上也是人让车而非车让人，这些都加剧了“中国式过马路”的流行。

所以，要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只拿素质做文章，注定无解。有人搬出国外也对闯红灯严管来论证重罚“中国式过马路”的合理性。这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观察视角。要知道，国外在严管之外，更对行人安全过马路采取了更多针对性的保障。如信号灯设置优先保障行人的路权；尽量缩减行人过马路的距离。

建立在权利对等之上的严管，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也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当然，相较于对路权分配的优化，突击式执法管理，来得更简单，也似乎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效果，树立管理绩效。这也是为何如此多地方都热衷于向“中国式过马路”宣战的重要原因。

新闻报道里说，在对3万多人处罚后，兰州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明显退潮。但长期效果到底会怎样？可循的先例是，北京于2013年曾严处闯红灯“带头”者，可事后一年媒体调查发现，“中国式过马路”依旧。而这么多地方高调试点，若真有效，估计也无需一茬一茬的“创新执法”了。

所以，还得多管齐下，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创新道路规划，充分保障行人路权。

拿什么来替代塑料袋

限塑令施行九年了。然而最近的调查显示，限塑令处境尴尬：小商铺直接提供免费塑料袋，大商店则干脆卖塑料袋。整体来看，说限塑令名存实亡毫不为过。而这并不出乎意料。

限塑令推行之初，就已显露失败的征兆。因为在农贸市场等塑料袋高使用率的地方，限塑令从未真正彻底执行。即便是大城市大商场，往往也是要靠监管部门的高压，才使塑料袋的用量锐减。换言之，塑料袋这一风靡全球的“购物神器”，一直没有好的替代物，消费者的习惯也无从调整。土壤不变，初衷再善意的政策都难免遭反弹。

塑料袋的危害和限塑令的意义毋庸赘言，问题在于怎么做。最简单直接的做法，当然是呼吁严格监管，或者进一步提升违规使用塑料袋的成本。如果提供塑料的商家一律要被重罚，那塑料袋的使用短期必将锐减。但如何避免重蹈之前从严到松的失败之路又是问题。

监管从严需要成本，投入巨大人力时刻盯防，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说未必划算。而且随着这几年外卖行业的兴起，杜绝使用塑料袋必将导致消费者成本或者便利程度的受损。这方面如果没有补救措施，那限塑令的社会阻力将会更大。

当然，适当强化监管力度仍有必要，只是限塑的根本出路在消费者观念和习惯的改变。而九年的时间证明，这种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很大程度取决于有没有好的替代方案。塑料袋的最核心竞争力是便利+低成本。不能有效满足这两点需求的替代物，注定很难流行。近些年很多企业爱说“黑科技”，也许在创造塑料袋替代物上，也需要一些“黑科技”思维。如果有一天，企业能生产出低成本的环保购物袋，一切麻烦也就迎刃而解。

塑料袋是困扰全球的普遍问题，在欧美一些国家，既有禁止塑料袋相对成功的案例，也有禁令难以推行的失败教训。既然“一刀切”禁止不是最佳方案，那在便利和环保之间找平衡，就是不得已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许都很难彻底摆脱塑料袋的困扰。好在整体的社会共识一直都在，少用或者不用塑料袋是终点。在这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在监管和寻找替代物上继续努力，需要消费者逐步调整使用习惯，提升环保意识。

纪录片走红背后的文化消费升级

与此同时，这些纪录片抛弃以往很多纪录片惯用的说教口吻，用普通人的视角讲故事。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讲的是文物保护的严肃话题，却没有把老师傅们刻意拔高，而是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们诞生在中国》通过讲述三个珍稀动物的家庭趋势，自然而然地传达出环保理念。俯视变成平视，观众可以心领神会。

经济奋斗初有成就的国人，洗净手上的泥巴，渴望着换一个视角看看自己站立的土地，看看世界的模样。纪录片便是最好的工具。中国漫长的历史积淀，多样的人文风情和狂飙突进的工程建设，为纪录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纪录片里重新发现中国，是观众的期待，也是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同时我们也要具有国际视野，避免滋生盲目自大的心理。

单车乱象：文明源于规则

发展初期，有些企业急于占领市场份额，而忽略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但市场会教育它们，没有规则便没有效率，成本也会难以控制。各家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大同小异，长远来看，成败决定于规则的竞争。

社会不能坐视各种颜色单车之间的竞争，因为竞争在马路上进行，有很大的外部性。乱停乱放的单车会阻碍通行，也会提高执法成本。城市政府应该为它们划定边界，以免多赢变成公害。

城市政府在管理时要增强服务意识。比如很多时候单车乱行、乱放，是因为当初道路规划时忽视了自行车的存在，骑行障碍是很多城市的通病。借管理共享单车之机，重新编制自行车道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是必要的补课。

共享单车的发展，既是对国民素质的考验，也是对相关企业反应能力、执行能力的考验，同时还是对地方政府责任意识、响应能力的考验。

高考恢复40年，底色依然是奋斗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像往年一样，全社会对这场考试表达了极大的关注。40年来，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是许多中国人共同而有区别的记忆。

40年前的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定恢复高考。很多年轻人通过当时的高考实现了“逆袭”。高考让那代人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如今已入中年的他们，至今对那场考试怀有沉甸甸的感情。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考生要感谢命运的眷顾，那么后来人则更多地将高考与自我努力联系在一起。高考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生奇迹，也见证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轨迹。如何用好这条指挥棒，让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国家收获卓越的人才，是高考长期面对的命题。

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的很多变化一样，高考的时代色彩也日新月异。如今，高考已难言是国人实现人生跨越的独木桥，出国留学、高校自主招生扩大了高等教育的选择面。这对高考而言未必不是好事，不管是什么考试，都要卸下其不能承受之重，回归其选拔和甄别人才的本初使命。

常态化是高考必然的发展方向。在目前的高考改革试点中，有的科目已实现一年多次考试，有效地减轻了考生的心理负担，减少了考试的偶然因素。在未来，对高考史诗化、悲情化的回忆会越来越少，更符合教育规律的高考寄托了人们的期望。

然而，高校入学的选拔性和竞争性将长期存在，每一代中国人都要接受不同形式的高考。通过自我奋斗，掌握更全面的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特长，仍然是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不二法门。

40年前那代年轻人对知识本能的眷恋，这种在田间地头以外的奋斗，让他们获得了见证人生下半场辉煌的入场券；后天即将进入考场的90后甚至00后，将第一次品尝到奋斗等价于收获的果实。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高考都是这些奋斗的见证者，这也是高考在每一代人心中所留下的共同痕迹。

高考结束以后，很多人可能再也不会在如此短时间内，用如此高强度的方法为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奋斗。不过，奋斗依然伴随着每一个人，帮助人跨越此后所要经历的每一道坎儿。一个人经历了高考，将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更深刻地理解耕耘与收获的朴素哲学。高考是奋斗的象征，奋斗也是高考的底色。

诗词大会背后的“升级”

伴随着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热播，来自上海复旦附中的十六岁高中女生武亦姝彻底“红”了。各方赞美纷至沓来，甚至有人对能背两千首诗词、写得一手好字的她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满足了我对古代才女的所有幻想”。夸张的言辞背后，是由衷的欣赏之情。

无独有偶，另一个在众多娱乐节目中显得相当独特的朗读书信的节目《见字如面》，近来也广受好评。联系到此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这些“另类”节目的流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透露出的是时代变迁的消息。

那么，是什么样的时代变迁呢？

首先，是观众的“升级”。对成长于开放年代的年轻观众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信息、所具备的视野，都使得他们的知识结构、阅读趣味和欣赏能力都远超前人。粗制滥造的“神剧”、堆砌明星的“大片”以及各类高度雷同、套路满满的综艺节目，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态度是开放且自信的，对《中国诗词大会》这种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文化内容相结合的节目，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接受，并乐于向朋友推介。

其次，是制作方的“转型”。长期以来，人们对综艺节目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唱唱跳跳、打打闹闹这一层面，以至于不论转到哪个频道，大家看到的节目都如出一辙，而且往往充斥着“娱乐至上，明星为王”的浮躁气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诗词大会》这样勇于突破常规、兼顾文化性和娱乐性的节目，无疑是一次产业的转型调整。

而在“升级”和“转型”的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更为深远的命题。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脉所在，也是不断进行再创作的宝贵精神资源。只是，伴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对现代人而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与时代脱节、难以为今天所接受的东西。这样一来，如何能够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时代的需求来对传统文化加以甄别、取舍，有扬弃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使之与现代文化融合贯通，就成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迫切的时代任务。

在当下传统文化热中，难免鱼龙混杂，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让国风、唐诗里蕴含的人文精神、智慧力量，重新温暖、点亮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是让那些早被扬弃的、冬烘陋俚的道德说教重新粉墨登场？

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大议题，《中国诗词大会》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

愿“北大屠夫”不再是新闻

时隔13年，“北大学子”陆步轩又一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2003年时，陆步轩以卖猪肉为生，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当时，“陆步轩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就业观念、人才标准、社会分配等众多问题的讨论。随后，陆步轩被当地政府“安排”进了西安市长安区档案局从事地方志工作。

如今，50岁的陆步轩宣布辞去公职，在网上卖猪肉。

13年一个轮回，陆步轩再执屠刀，重上头条。他的理由很实际，“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经过亲身比较，陆步轩对公职不再有幻想。不过这些年下来，变化最大的或许不是卖肉的陆步轩，而是围观陆步轩的人。

谈论“人才流失”“人才浪费”的声音虽然还有，但已不是主流，更多人支持他的选择。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可见我们的社会更加包容了。无论对北大还是对卖猪肉，本就应该有一颗平常心。不妨少从宏观角度思考人才的有效使用，多关注一下个人的兴趣和机遇。

“北大才子卖猪肉”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北大”和“猪肉”之间具有强烈反差。北大意味着精英，卖猪肉意味着贩夫走卒。随着社会多元化，公职不再是判断一个人成功失败的标志。多年的大学扩招，也让大学生这个金字招牌掉色很多。但社会对北大学生仍然有比较高的要求。北大学子不光卖猪肉会上新闻，送快递、开米粉店也会上新闻。北大毕业生应该做什么职业，才不算浪费人才？许多人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有个朦胧的标准，那就是必须高大上。

北大每年都有几千名毕业生，考进北大不等于一步登天。北大毕业生里边，真正有多大成就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是在普通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对每个毕业生来讲，“北大”这个光环是双刃剑。混得好了锦上添花，“果然是北大的”；混得不好压力山大，“北大也不过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对陆步轩和陈生来说，“北大”成了对他们有利的招牌。陆步轩以“北大屠夫”闻名，还出过一本书叫《北大屠夫》。他也承认跟北大碰上瓷了，“一次碰瓷，终身受益。”

简单一句“北大学子卖猪肉”可以读出许多涵义，无论戴有色眼镜随意评判他人的人生，还是借势进行营销，都不够平常心。期待有一天，“北大学子卖猪肉”不再成为新闻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