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王气黯然收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可是西晋王浚如何从成都发水军南京？

王浚从成都出发参与灭吴之战，是根据当时王浚当时任益州刺史，益州治所在蜀地成都。

而王浚自成都出发沿江而下的说法，是出于当时成都与长江主干之间也有水路，并非完全走陆路。

【1】长江源头的古代说法，从岷江等水系位置上看王浚的造船之处。

司马炎听从了羊祜的建议，让王浚任益州刺史，在蜀地修建战船。

益州为当时蜀地，成都为益州治所，所以王浚镇成都是合理的。

这也有了当时灭吴之战时，王浚从成都出发的说法。

成都的确在当时为陆地，并未直接与长江相连，但却距离岷江、沱江等不远，沱江、岷江都为长江支流。

而且，还有其他微末水系存在。

因此，王浚顺江而下是沿着支流而下，是合理的。

并且，长江源头的说法，在明朝之前都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因此在西晋时如果王浚沿着岷江而下到长江干流，也在当时看来是顺长江而下的说法。

由此来看，王浚所建造战船如果并未在长江干流沿线建造，那么在岷江、沱江沿线甚至成都周边，都可以沿长江支流到长江干流。

【2】建造战船之处必然是在江河沿线，便于运输在古代运输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建造巨大战船必然会选择江河沿线。

《晋书》中有“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

可见当时战船规模巨大，而如此巨大的战船若是通过古代原始陆地工具运输，必然存在巨大困难。

因此推断，既然王浚选择造船事宜，必然会选择江河沿线，考虑成都和岷江等长江水系支流的位置，应当距离成都和江河都不远处。

并且，史料中记载“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王浚在蜀地造船，有大量木屑飘到长江下游，甚至还被东吴的建平太守吾彦发现，把顺流飘来的木屑呈给吴主孙皓看。

由此可知，当时王浚造船的位置，一定是在长江以及沿线支流的沿线。

出于运输的考虑，也能佐证这样的选择。

【3】晋灭吴之策，选择多线齐发，配合王浚顺江而下晋灭吴之战开始后，王浚配合水陆军队沿江而下，攻占长江沿线重镇，然后得以让蜀地所造战船进入长江干流，有了顺流而下的基础。

并且，西晋一方制定的方案为水陆并进，陆地几线兵力，都是配合王浚长江顺流而下至建康。

西晋一方六路齐发，由王戎、胡奋、杜预三军夺取长江重镇夏口等战略要点，这样让江中王浚所率的水军得以顺利东下。

最终王浚所率水军得以顺利沿江而下，兵临建康。

西晋一方也实现了晋灭吴之战的胜利。

总结成都为王浚所任益州刺史的治所所在，所以从成都出发的说法是合理的。

而成都距离长江支流岷江等水系都不远，加之岷江在古时被认为是长江上游，王浚从成都入岷江，沿江而下入长江干流的顺序就合理了。

再结合当时运输条件，建造巨大舰船应当在水系沿线，符合但是运输和战局的考量。

晋灭吴之战，陆上兵力配合王浚水军，水陆齐发，得以成功覆灭东吴。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描绘的是西晋六路伐吴的故事。

注释：此处的王浚为西晋将领王濬。

首先，益州不单单指成都，而是涵盖了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多地的广泛区域。

因此， “王浚楼船下益州”中，不能把益州理解为成都，成都只是益州府城所在地。

其次，王濬为灭亡东吴，为益州刺史，奉旨在巴蜀地区修建战船，训练水军。

巴蜀地区临近长江，可顺流而下直取南京的只有今天的重庆地区。

因此，其水军驻扎地会是在重庆！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

因此，在史书中记载的王濬，自成都发兵，应该是从成都率领出发，率领陆军，到达江州（今重庆），乘坐战船，顺流而下，击溃东吴荆州防线，进入建业，灭亡东吴。

（上图中巴郡管辖区域即为今天重庆地区）最后，古代史书以及诗词，大多言简意赅，表述笼统，具体情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引申：西晋灭吴，三国统一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发兵六路讨伐吴国，战线从南到北铺陈开来，以巴蜀、荆襄、江淮三个方向对东吴展开进攻。

而吴主孙浩历来残暴，江东士民离心离德，武备松弛。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晋军队势如破竹，仅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便进入了吴国都城建业，孙浩投降，吴军投降二十万余人，三国时代正式结束，中华实现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