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的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

邓植仪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土壤学家，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农业教育家。他对当年中国农业教育的落后状况极感忧虑。他深知，农业教育是发展农业的原动力，农业教育不发达，则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无发展希望。他强调指出，要改变我国农业之落后面貌，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教育。一所高水平的农业院校应能真正负起解决农业生产重大问题之责。 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历程是和邓植仪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从1917～1949年，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共33年。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这在1956年以前中山大学校史上是少见的。他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邓植仪从1920年开始主持该校工作，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农专办学是极其艰苦的，历程是坎坷的。学校不仅缺乏开办费，还曾因生源缺乏，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学校被逼迁，在临时棚厂内办学两年多。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向社会募捐增建校舍，改进招生办法增加考生来源，增聘知名教授壮大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制等措施，使农专转危为安，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1922年，为了推动农专向高层次发展，农专师生发动了“改大”运动。邓植仪明确提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经一年的争取，广东省教育厅终于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并任命邓植仪为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会长。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广东大学，并将筹建“改大”中的农专改组为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广东大学农科学生对农民运动的关心、重视乃至参与的激情，都居于全国农科学生之首。该院学生会刊行的《农声》积极宣传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报道农民运动的动态，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邓植仪对农科学生运动采取了正确的态度。1926年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大学农科学生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向大会提出了五项积极的提案。为了表示对省农民代表大会的拥护和敬意，全院师生还举行大会欢迎彭湃等代表，邓植仪亲自主持大会并向代表们介绍了农科学院的现状和发展计划。
1932年—1940年，邓植仪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在任的前6年正是农学院蓬勃发展并走向更高办学层次的时期。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研究院，下设有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邓植仪兼任土壤学部第一任主任，开始在国内主要大城市招收土壤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唯一的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著名的土壤学专家，其中有简浩然、陆发熹、张本庚、张守敬等。
邓植仪在推动学校向高层次发展的同时，开拓了多种办学形式，如为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成立了由他兼任所长的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巡回讲授蚕桑应用技术，学制一般为半年。这种送科学技术下乡的办学形式，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是在颠沛流离，鼙鼓频惊中度过的。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中大奉命西迁。当时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乃由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辗转搬迁，最后定址云南澄江县。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定址澄江后又四处奔忙，积极筹划，于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至此，一个拥有7个学院，2000余名师生的中山大学经过四个多月数千里的辗转搬迁后，终于安顿下来，得以弦歌再续。
1940年秋，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至湖南宜章栗源堡。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粤北，1945年1月15日栗源堡沦陷。邓值仪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历尽艰险，从栗源堡突围到达连县，成立了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往梅州市区），邓植仪兼任主任。他临危受命，竭尽全力，坚持办学，使学生不致中断学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迁回广州石牌。此后直至1949年，中山大学曾数度易长，但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教学、科研秩序而辛勤工作。 邓植仪从教30多年，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对当前深化农业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重视建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学校管理体制和推动系、科与研究、推广机构的同步发展，从组织管理上促进了学校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邓植仪常说：“须知高等农校所负之使命，不仅造就人才而已，尤须负有改进地方农业之责”。因而，早在1923年他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设立了推广部，建立了一整套推广措施，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邓植仪极力主张每个系都应建立相应的研究、试验机构，教师除了承担教学任务外，还应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30年前后，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林学、农林化学三系就先后创建了稻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白云山模范林场、蚕种改良所和气象观测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发展，直接带动了该院的稻作学、植物分类学和土壤学的发展，促进了农学院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抗日战争胜利后，农学院还创办了广东柑桔繁殖试验场，增设了病虫害药剂研究室。
中山大学农学院在创建初期，只有3个学系，经过邓植仪的多年努力，至1949年，已发展成有8个学系和科研试验机构较完善的农学院。
2．建设一支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邓植仪知人善任、扶掖新秀的品德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而能使一批学术造诣专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张巨伯、侯过、蒋英、温文光、黄昌贤、谢申、赵善欢、蒲蛰龙、王仲彦等长期稳定地就教于该院，成为师资队伍的核心和学科带头人。这就使农学院成为当年中山大学7个学院中教师队伍最稳定的一个学院。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邓植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身兼中山大学教务长、农学院院长两个要职，但从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一位教师，一直坚持讲授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分类学等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还常利用寒暑假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研，从不离开讲坛。
3．寓学农、爱家、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他认为，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农业工作又较艰苦，所以农科学生学农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须刻苦勤劳。为此，他对学生的农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新生入学伊始，就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劳动，以“锻炼其精神体魄，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其后通过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期实习和科学试验，正确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坚定学生热爱农业、献身农业的意志。早年中山大学农科大多数毕业生都能长期坚持在农业部门工作，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与邓植仪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在数十年办学实践中，邓植仪坚持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办学宗旨，一直强调农业教育应与农业建设密切结合，应面向农村，面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他发表的教育方面的讲演和论著不少，如《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和《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等，均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他对举办农业教育的主要观点是：
1．热心农民教育。他认为农民是整个农业的主体，居于直接生产地位，能否接受农业科学知识的教育对农业生产至为重要。早在1921年他就曾向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提出设立乡农学校议案，他严肃批评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吾国四民农为最众……独于此最占多数之辈不为设想，宁非憾事”。他倡议设立乡农学校，以图补救，并就其办学方针提出具体建议。1938年，他又指出，为改变“业农者不可得学”的状况，既要积极推广农村义务教育，又要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大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辅助农民教育，以利农民教育之推行。
2．倡导“教建合一”。邓植仪认为“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当谋其沟通”。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应依据整个农业政策而规划。为此，他建议由农业部、教育部与实业部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主持整个农业教育，以消除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之隔阂，使其相辅并进。
3．建议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教育体系。他的构想是：以高等农业学府为中枢，其设立与布点“不贵乎多而贵乎健全”，主张适当调并一些高等农业院校以充实师资和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而发展中初等两级农业学校则应面向广大农民，以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质，适应农民子弟易于就学和利于农业技术推广为主旨。
4．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邓植仪一向认为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他对当时农业教育“多犯空泛之病”，对教材内容不切实际，或不加选择照抄外国教材，深感遗憾。他批评这种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讲堂式之教材”和“黑板上之教育”，是难以培养出实用人才的。他在和彭家元一起编写《土壤学》教材时，就非常注意利用广东土壤调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翻阅我国古籍中有关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等史料，使该书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5．重视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协作。邓植仪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面貌，全国农业界必须团结合作始能收到良好效果。1923年他在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与东南大学农科、北京农业大学商定，建立交换教授及学生相互转学等合作协议，进行了教授交换，促进了三校良好协作关系。
邓植仪也很重视与科研机构的联系协作。抗日战争前不久，他和丁颖教授就着手与全国稻麦改进所合作，与该所商定了包括建立试验场所、培训人员、水稻良种检定和试验等内容广泛的合作协议。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影响了这些合作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