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是什么?
[拼音]:xinli yuyanxue
[外文]:psycholinguistics
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学科。它研究人们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用实验方法来探讨语言行为的规律。
历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表示过不同的看法,近代现代欧洲学者英国的F.培根(1561~1626),法国的R.笛卡儿(1596~1650),英国的J.洛克(1632~1704),德国的W.F.洪堡特、L.维特根斯坦(1889~1951)也探讨过语言与行为及心理的关系。英国生物学家 C.达尔文 (1809~1882) 从物种源始观察语言的进化和儿童的语言发展; 德国心理学家W.T.普雷耶(1841~1897)和W.斯特恩(1871~1938)研究儿童如何学话;法国病理学家P.布罗卡(1824~1880) 和德国的 C.维尔尼克 (1848~1905)初步测定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的部位。这些人为心理语言学做了准备工作。
美国的学者们在1952年成立了语言学与心理学委员会,1954年又出版了《心理语言学: 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 这标志着心理语言学的正式诞生。
美国第一代的心理语言学家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下进行研究的。C.E.奥斯古德(1916~ )指出,语言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能起传递作用,例如一说“狼来了”,大家就警觉起来。但是狼真的来了人们才怕,如果虚报过几次,即使再说“狼来了”,人们也不怕了,可见词语和事实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G.米勒(1920~ )把信息论运用于语言研究,发现词在话语中出现有一定的频率,可用概率来表示。但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单靠信息论还是说明不了。
50年代中期,随着N.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的兴起,产生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家。这些学者观察过在实验环境下成长的一些聋哑幼儿,认为他们不经过母亲教导,也能用手势组成名词性词组和动词性词组,并把这两种词组组成一个系列,这可能是由于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但是后来人们认为,心理学模式与语言学模式并不是互相对应的。
现在学者们认识到,心理语言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验证某一语法模式是否正确,而应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于是出现了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家。他们不赞成对言语过程作抽象的分析,而强调在语言环境中进行实验,借以探测思维和交际的过程。
心理语言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语言习得心理语言学家现在常用“语言习得”来代替过去的“语言学习”。他们认为,儿童为什么能在几年内学会母语,只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的说法,说那是单纯的摹仿,是讲不通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和D.麦克尼尔(1933~ )认为,只有假定儿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才能说明这一复杂现象。有许多基本语法概念,如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名词性短语中的名词和修饰语,动词性短语中的谓语动词和宾语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机制得来,而不是摹仿学习得来的。
但是天生论者虽有所见,却忽略了客观环境对语言习得的作用。瑞士心理学家J.皮亚杰(1896~1980)毕生研究儿童智力的发展,1975年他以80高龄来到巴黎与乔姆斯基展开辩论。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更广泛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使儿童从客观世界得到各种概念,再把这些概念组成若干系列,这便是语言能力。他断言,语言能力是逐渐养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早期的语言习得研究者着重儿童语言在结构上如何逐步发展,如幼儿最初用一个词就相当于一句话(“妈妈”能表示“我要妈妈抱”,“我要吃奶”,或“妈妈你看”),后来用两个词作为一个句子(“要糖”,“要抱”,“要小狗”,都可省略主语“我”),最后才掌握成人通用的语法。但是近来受认知心理学和功能语法学的影响,研究的重点又转移到意义和功能如何习得,成人与儿童在语言交际上有何特点,儿童学话用什么手段,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如何互相影响,说不同语言的儿童在学话过程中有什么共同规律等等问题,于是范围更扩大了。
言语的辨知和言语的发生在使用语言时,人们要听懂对方的话,这是言语的辨知;自己又要能说出话来,这是言语的发生。
从心理学看来,话语内容的基本单位是命题。要听懂对方的话,就要知道它的命题,要弄清其中有多少个成分,各成分又以哪里为界线。从1965年起,美国学者M.加雷特等人常常使用“卡塔研究法”,即故意在一句话不应该停顿的地方插入“卡塔”声(下文用星号表示),看听者有何反应。例如在两个结构不同但后半部词语相同的句子各插入“卡塔”声:
(1)As a result of their invention's influencethe* company was given an award. (由于他们的发明,公司获得了奖赏。)
(2)The chairman whose methods still influencethe* company was givenan award. (那个想出办法帮助公司的董事长获得了奖赏。)在放录音时,两个句子的“卡塔”声都插在the与company之间。可是听者的辨知结果很叫人诧异,因为他们认为,卡塔声在第 1句里发生在influence与the之间,在第2句里则发生在company与 was之间。由此可知,在听话时,人们是把句子分成若干表示命题的短语或子句来理解的,并不受插入的噪音的影响。不过人们靠什么来建立命题,学者们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主要靠句法知识,有人以为语义起决定作用。其实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言语如何发生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人脑如何产生意念?如何把意念变为词语?又如何把词语通过发音器官说出来?这是个复杂的心理生理过程,对它难以进行直接观察。常用的办法是就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如成年人言语的失误(口吃,说错话),幼儿学话的语法特点,失语症病人的残缺混乱的言词等等来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言语的发生,在意念形成之后有编制程序和执行程序两方面,但是,不是此先彼后,而是一边编订程序,一边就执行程序。不过详情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语言和思维美国B.L.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者”,它决定人们的思维,甚至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苏联Л.С.维戈茨基(1896~1934)和瑞士皮亚杰则认为思维先于语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对言语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例如要先有“所有”这个观念,才能学会语言中的“所有格”(如英语的mine,yours)。近来的实验表明,人们的感知能力(区别数量、形状、颜色)、认知结构(认识同一性、对立性、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社会范畴(如亲属类别)对语言都有制约作用。1969年美国学者B.伯林和P.凯伊对20种语言进行过调查,发现各种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虽有多有少,但是基本颜色词限于11种(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灰),而且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 那必然是“黑”(或“暗”)和“白”(或“亮”),如果只有三个,那必然是“黑、白、红”。美国E.罗希的实验又证明,这些词表示的是色谱上最突出的颜色。他教新几内亚丹尼族人学本族语言所无的颜色词,发现他们学基本颜色词学得最快,可见人的感觉系统对语言学习是有制约作用的。此外苏联A.P.卢利亚(1902~1977)和A.H.列昂捷夫(1903~1979)二人还主张,意识活动虽然离不开语言,但是产生意识的根源是人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语言。
语言的生理基础语言是否因人类的生理基础特殊而为人类所特有?有些生物学家训练黑猩猩学人类的手势语或符号语言,曾获得某些进展,但不能证明这些动物在运用语言方面与人类有同样的认知功能。
美国E.伦纳伯格和加拿大W.彭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和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是经过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大多数人大脑左半球管语言,右半球主要管语言以外的信息,和语言的理解只略有关系。在左半球中,又是前部与句法关系密切,后部则与语义关系较深。一般人靠右半球管音乐信息,音乐家却是用左半球的。美国T.贝弗等人认为,左半球可能不是专管语言的,而只是有逻辑能力和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主张人脑不一定有专管语言的机制。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一门新学科(神经语言学)已经兴起了。
心理语言学的应用和贡献心理语言学已经应用于通讯技术(研究信息的传递、感知和理解)、医学(研究失语症和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和疗法)和人工智能研究(探讨如何模拟人脑的语言功能)。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用途还是在教学方面(包括幼儿教学、外语教学、聋哑人语言教学等等),其目的是按不同的具体情况,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来。
现代语言学一方面注意语言能力的形成(因此有生成语法学),一方面注意在特定条件下研究语言(因此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兼有这两个特点,近年来它研究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少年时期语言、逻辑、数学各种能力的相互关系,说话能力和阅读能力的特点和彼此的关系等等,都有了许多进步。
现代语言学流派有的讲理论而忽视验证,有的搞调查而无严密的理论。心理语言学有假设又有验证,因此引人注目。但是,在实验室考察具有高度智能的生物,还是难以达到预定的各种目标。不过,在语言学这个广大领域中,心理语言学已是较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了。
参考书目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D.I.Slobin,Psycholinɡuistics,2nd Edition,Glen-view,Illinois,1979.H.H. Clark and E.V.Clark, Psycholoɡy ɑnd Lɑn-ɡuɑɡe,New York,1977.A.Paivo and l.Begg.Psycholoɡy of Lɑnɡuɑɡe,New Jersey,1981.D.Aaronson and R.Rieber (eds),Psycholinɡuistic Reseɑrch ,New Jersey,1979.A.Leontiev, Psycholoɡy ɑnd the Lɑnɡuɑɡe Leɑr-ninɡ Process ,London,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