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J.是什么?

[拼音]：Duwei

[外文]：John Dewey (1859～1952)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

1859年10月20日出生于佛蒙特州的伯灵顿。1879年毕业于佛蒙特州立大学，1882年进霍普金斯大学作研究生，1884年写成《康德的心理学》学位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一时期，他接触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深受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1884年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1888年任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一学年后仍回密执安大学任教，直至1894年。这个时期，他在哲学上主要倾向于新黑格尔主义。1894～1904年，他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系教授、系主任。这时，他已开始转向实用主义。1903年，他和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一些同道者合著的《逻辑理论研究》的出版，表明他已明确地抛弃了原来信奉的哲学，完全转向实用主义。他的一些著作受到当时已声名显赫的W.詹姆斯等人的赞赏，从而使他很快成了美国哲学界中的风云人物。他和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些学者形成了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1904年起，杜威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并一度担任系主任，1929年退休后，他仍以名誉教授身份在该校继续从事哲学和政治活动。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曾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等地作过多次讲演。其讲演稿曾由他在中国的一些学生翻译整理，并以《杜威五大讲演》为书名在中国出版，1920年由北京晨报社发行。这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威一生写了30多本著作，近千篇论文。其中最能体现他哲学观点的有：《我们怎样思维》(1910)、《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哲学光复的必要》（1917）、《哲学的改造》(1920)、《人性和行为》(1922)、《经验与自然》(1925)、《确定性的寻求》(1929)、《一种普通和信仰》(1934)、《艺术即经验》(1934)、《逻辑：探索的理论》(1938)、《自由与文化》(1939)、《人的问题》（1946）以及与A.班特里合著的《认知与所知》(1949)，等等。

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与C.S.皮尔士和詹姆斯等人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但更接近皮尔士的理论，而力图避免詹姆斯哲学中过分露骨的主观主义倾向和庸人气息。他试图使实用主义与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一致，具有更为浓厚的科学和客观的色彩。他由此将其实用主义称为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杜威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不限于一般地谈论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而是竭力把这种理论推广、运用于政治、教育、宗教、道德以及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从而使其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杜威同詹姆斯等人一样，在基本哲学路线上继承了经验论传统，并与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相一致。他把经验解释为超出物质和精神对立之外的中性的东西。既否定经验是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也反对把经验看作是一种纯粹主观意识。他指出，这两种解释都是把客体和主体、物和心分割开来，从而陷入了“二元论”。他所建立的经验自然主义则力图排斥这种“二元论”，要求确立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即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兼收并蓄的统一整体。在杜威看来，经验就是这样的统一整体，既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思想等一切心理意识的、主观的东西，也包括事物、事件及其特性等一切“客观”的东西。这二者只有机能上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它们的关系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而只是一种作用与被作用、刺激与反应的关系。杜威反复强调经验既不是物质实体、也不是精神实体，而是主体和客体、经验者与被经验的对象、或作为主体的有机体与作为对象的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他曾说过，经验指开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子、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等为人们所观察、畏惧、渴望的东西，即作为人的对象、环境的东西；也指这些观察、畏惧、渴望着的人的主体和有机体。经验同时也指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杜威并不否定在这种相互作用即经验之外存在着自然界，但却把它排除在经验自然主义哲学范围之外。他的这种观点最终必然倒向主观唯心主义。

杜威的实践概念与其经验概念是一致的。他自认为，他所说的经验与传统哲学中的经验不同，他不把经验看作是静止的、现有的东西，而把它看作一个不断伸向未来的、能动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宣称，经验就是生活、行动、实践。然而，他否定按照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从事实践，而把实践归结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即环境对有机体产生刺激，有机体对这种刺激作出一定反应以适应环境。他认为这种刺激—反应的过程就是实践。杜威是机能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从机能效用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实践。这种观点抹煞了人类实践的社会性，把它与动物的本能行为相提并论，从而否定了人类实践的真实意义，他所谓实践的能动性、创造性，也成为纯粹的空谈。

杜威否定思想、理论等等是客观对象的反映，认为它们不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而只能作为有用的假设。假设是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提出来的，它可以不顾客观实际如何，正如人们为了制作某一件物品，完全可以由制作者的方便而任意选择使用什么工具一样。他认为，思想、概念、理论等不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只要它们对实现目的有用或者对有机体适应环境有用，它们便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他强调思想、理论等并无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无效、适当或不适当、经济或浪费之别。杜威还企图通过“工具”这个具有某种实验和科学色彩的概念，赋予自己的理论某种科学根据，并试图通过工具可以为个人利用，也可以为“公众”、“大家”利用的特点，使自己的理论具有某些客观色彩。使其工具主义真理观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不象詹姆斯的真理论那样露骨。

杜威要求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改造以往全部社会历史哲学。他试图否定一切用一般概念概括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把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对社会历史领域的行为方法的探索。进而，否定关于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理论，代之以应付各种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行为方法。由此出发，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反对各种一元的唯心史观，鼓吹所谓多元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以象唯物主义者那样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在另一种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象唯心主义者那样从思想、观念出发去解释。在他看来，社会是无定形的，它具有多方面含义，一切由某种共同观念、共同利益和目的而结合起来的个人的组合都可以称为社会，因而对它们也应作出多元的解释。但究竟作何解释，完全取决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要。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他反对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反对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主张按照特定的、具体的需要，去解决一个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社会问题。这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那种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点滴改良。

杜威非常重视教育和哲学的关系，甚至把哲学看作是“教育的普通理论”、“广义的教育学说”。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而思想和学习是人用来适应生活要求的工具，人为了生活而思考，所以哲学也是一种生活工具。掌握生活工具要通过教育，教育好象是实验室。哲学的种种理论可以在其中经过一番试验，使之成为具体的。杜威一生的哲学活动从没有与其教育活动分开，他的教育活动也以没忘掉工具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