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二学费会不会涨

学费是否变化要看具体所学的专业，绝大多数专业是不会涨价的指搭皮，但也有少数专业确实会调整学费。

一般来说学校官网会公布学费，如果只有一个数额，一般为每年固定的学费；如果专业涉及到分班、方向细分，就有可能存在学费变动的情况，可以查看学枝毁校唯差招生简章或者直接拨打学校官网的招生办公室电话进行咨询。

大学学费低于幼儿园就应该涨价吗？

具体来看，高校要有衫顷仿详尽的学费调整方案，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阐明上涨缘由，并细化到学费的分担比例、各学科门类的具体学费标准等具体方面，进而保证公众对"涨学费"的对等知情权。至于学费的定价，高校要与公众保持密切沟通，要广泛听证、征求意见，涨幅还要考虑到物价指数、居民经济承受能力。

再就是高校要让培养成本这笔账更加明晰，进而推进收支账目的信息公开和或纤透明。

此外，还要切实考虑到贫困学生的情况，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力度，依据"涨学费"的实际对助学贷款额度和勤工俭学补贴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可以借鉴美国哈佛大学的梯度化收费，对于公立学校，国家也可出台相关优惠补贴措施。

至于如何让高校内部资金更好地流动起乎启来，一方面，需要谨慎提高内部经费利用率，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与校友、商业公司、社会沟通，寻求实际合作或者捐赠，从而获得资金。

高校资金难的解药并不只有涨学费这一种方式，而一旦要将学费上调，则必须行事周全、考虑多方利益。

如何理解和看待社会普遍关注的部分高校学费涨价问题

在6日举行的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指出，大学学费已经低于很多幼儿园学费，国家经费有限，建议建立合御汪哪理上镇码调大学学费的机制，比如“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如GDP的增长情况和物价的上涨水平每年调涨3%左右。”

此言引发了不少争议。普通人难免质疑：大学学费比幼儿园还低，难道不是说明幼儿园学费太高吗？不提降幼儿园学费反而建议涨大学学费，真的好吗？更深入点说，拿大学学费与幼儿园学费简单地对比，科学吗？

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单纯提高学费，能确保高等教育公平吗？

或许，助学金、助学贷款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及家长的负担，但不容忽视的是，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政策，在实施层面也问题不少，无论在普及面、申请程序还是救助力度上，尚未真正达到令贫困生无忧入学的程度。尤其对于一些民办高校的学生而言，助学贷款的发放和毕业后的还陵逗贷问题，都要顾及。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投入仍偏低，应继续加大；高等教育经费，不能随意缩减；提高大学特别是公办大学学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应慎行、缓行。

不能单独提前，主要是家长能接受的。

社会普遍关注的部分高校学费涨价如何理解和看待

—— 大学成本与学费定价三问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免费、“双轨制”收费到全面收费的改革。今年新学期，部分高校又启动了新生学费标准调整，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教育经济学的专业角度看，人们的关注涉及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我国大学培养学生的生均成本是多少;

二是我国的大学学费是怎样定价的;

三是大学的学费究竟该如何定价。

计量大学的生均成本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我国现行学费制度规定，学费按不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25%并考虑其他因素定价。既然调整学费标准，理应公布生均成本，这也应是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但根据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研究，公布成本信息并不难，难的是成本是否准确科学。学费语境下，生均成本仅限于与培养学生有直接或间掘斗接关系的那部分成本，并不是大学实际发生的全部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大学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进行科学的甄别、剥离和分摊。生均成本计量在我国乃至世界仍是一个技术难题，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判粗磨

首先，生均成本内容和范围难以科学界定。

现代大学具有多项职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相互交叉，成本共生共融。为核定学生培养成本，就必须对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本有效剥离，因为科研活动毕竟不是直接的教育活动，有其独立的成本补偿渠道。但客观上，科研与教育又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科研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培养更是不可能离开科研活动。这样，科研成本是否计入并如何计入学生培养成本，就成为难题。

另如，离退休人员经费怎样计入生均成本

我国高校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数额大、刚性强，但与当前学生的培养并无直接关系，理论上不应全部计入当期的生均成本。再如，高校承担的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如治安机构、后勤、附属中小学、医院)发生的成本是否计入教育成本也难以界定。凳改

其次，教育成本的不可分割性导致成本费用难以准确分配。

大学教育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系统下进行的，不同专业学科之间、不同年级之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之间共享着统一的教育资源，很多费用难以用一个科学的标准，在不同的成本计量对象之间进行分割和分摊，即使勉强分摊，也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成本归属的真实性。

第三，会计方法和信息技术难以满足对生均成本精准核算的要求。

我国公办高校财务属于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一部分，高校财务采用和国家预算一致的核算方法——收付实现制，有会计常识的人就知道，这种核算方法只能对当期实际发生的收入和支出进行计量，不能满足教育成本核算要求，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全面反映当期实际成本。

此外，大学教育的学期学年制及其成本形成特点，与会计的自然年度核算制也不适应，导致成本核算困难。国外也有大学采用应收应计制和按学期学年制进行成本核算的，但不是政府的强制要求或为了学费定价，而是基于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

第四，生均成本不是大学的实际成本，不是一个精确值。

信息公开机制下，大学已经开始公开财务信息，但这只是大学实际发生的费用和支出，不能直接作为学费定价的依据。如果学费定价完全依赖于实际支出，在“以收定支”的大学预算体制和成本形成机制下，可能导致教育成本的非理性扩张，然后转嫁给政府和学生。因此，基于定价目标下的生均成本计量必须预设定额、参数和标准，进行科学测算。在我国，既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成本调查机构，也有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开展这项工作，但专业统计发现，研究结论相差甚远，区间大致为4万元/年到1万元/年，也有极个别的在此区间外。研究结论相差较大的原因，除了地区、校际、时间差异等自然因素外，关键是各自采用了不同成本的计量标准和方法。

因此，由于生均成本计量的标准差异和技术困难，希望求得一个生均成本值的绝对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学的学费是怎样定价的

既然大学成本难以精确计量，那么，学费是依据什么定价的呢

学费定价属于政府公共定价，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政策性、复杂性、专业性，是在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采用专门的定价技术和方法完成的。

首先，学费定价影响因素复杂。

生均成本是影响学费定价的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因素。居民支付能力、物价水平、学生资助、财政拨款、私人教育收益、就业、经济社会环境、公共福利政策乃至文化传统等复杂因素都会对学费定价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其次，学费定价方法多样。

学费定价专业性、学术性很强，方法多样，人们熟悉的以生均成本为基础的“成本定价法”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由于“成本定价法”只考虑单一成本因素，而且成本计量困难，饱受诟病。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正在研究和运用其他学费定价方法，如以私人教育收益为基础的“收益定价法”，针对不同人群差异收费的“歧视定价法”，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定价法”，以及价格限定法、公共报酬率定价法等其他公共定价方法。

20多年来，我国学费定价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已经从上世纪90代初全国单一的学费定价标准向多元化学费定价方法转变，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专业之间、普通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民办与公办教育之间分类定价，充分考虑影响学费定价的各个因素，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定价程序也在不断规范化、法制化。当然，由于学费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学费定价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大学的学费该如何定价才科学合理

学费定价既然如此复杂，那么，学费到底该如何定价才算科学合理呢其实，与其纠结于所谓精确的生均成本和定价标准，不如建立一种良性的学费定价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

首先，定价技术与方法的科学化、多样化。

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科学的学费定价与公共定价方法，破解学费定价的技术难题。目前，我国学费定价方法单一，定价机制缺乏柔性，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充分体现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学费定价方法体系，尚需加强研究，深化学费制度改革。

其次，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清晰化。

理论上，学费兼有价格的某些功能，参与教育资源配置。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如留学教育、民办教育、高级管理教育培训)也有人接受，再低的学费(即使是免费)也有人选择弃学。这是因为，前者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后者则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机制来维护教育公平。因此，在学费领域，政府和市场必须边界清晰，分工明确。

第三，定价程序的民主化、法制化。

通过建立健全学费管理法律法规，规范学费定价行为，充分保证学费利益相关者对学费定价的知情权、参与权，规范学费定价的程序、依据、方法、法律责任。

第四，教育公平的最大化。

在学费的“价格弹性”机制作用下，学费对不同人群的入学意愿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直至影响教育公平，因此，学费制度要与学生资助制度相配套，对低收入人群采取相应的资助措施，或者对不同人群实行差异定价。有效的资助体系是良好的学费定价机制的一部分。

第五，大学成本和收费行为自律化。

由于大学教育科研活动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和社会对大学成本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难以甄别。根本有效的办法就是完善大学财务治理机制，实现大学的他律和自律相结合，通过学费制度和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教学质量——办学成本——优质优价的良性互动的学费定价机制。

第六，教育投入增长的常态化。

除有限的社会服务和捐赠收入外，我国公办高校的办学收入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理论上，在必要的教育成本水平和其他既定条件下，财政拨款和学费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因此，财政拨款随着物价增长、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要求的提高而增长，也是良性学费定价机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