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先秦时代多元族团的发式表现

chiefdom理论提出的西方史学大家塞维斯在《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中认为在酋邦出现前有一种ranked族团时代，它意味着在古代民族出现前有一种基于种族的地缘性而渐变形成的族团型态。这种族团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被分为氏族moities和部落两级分层。这种理论带有强烈的十九世纪西方左派“反叛”色彩，他曾说过他的理论受过黑格尔的三段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影响。所以老马在《古代社会研究》（见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曾说到过他的人类学理论是建筑在摩尔根人类学理论上的。这也是现在我国官方理论话语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这种二元论的颠峰阶段使反理性与后人本主义的极权理论成为可能的架构中，我们很难说古代的族团就是二级或三级制的日耳曼型态或北美印第安人的yirokl部落。所以体现在文化的表象甚至“文本”实现方式上，这些族团间的地缘或联盟等因素也很难使这种差异趋于统一。因为考古和人类学资料表明古代族团的文化实现形式既有地缘或联盟等因素也有对抗性的`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通古斯民族choukerqe人在萨满仪式和细微到文化细结等表象上都体现出的分层和差异性。这一点对我们看清上古时代东亚大陆的多元族团在社会风俗和族缘性文化表达方式上的研究提供了衣据。

我们所能知道的上古时代在东亚大陆的多元族团至少有东方的鸟夷系，中部黄河流域的黄帝龟鼋系统和西方的炎羌、氐羌系统。这些族系是否可以用拉丁文中的“claydy”来表达是一个很困惑的事。h.robert在《西方早期文明史》中提到因为那个词最早的意思是指罗马共和国时代台伯河地区以北各地蛮族的社会组织方式。它们是以军事的联系和分层的内聚系统为它的基本特针，所以它有一种很严密的军事色彩的组织方式。在kairat人大战士联盟中虽然我们也能见到黄帝系统和炎羌系统的联合。但是它们一同击败的蚩尤九黎同样是羌的族系。《路史》说过“蚩尤炎帝之苗裔也”。所以东亚大陆上的族团系统是散漫而混乱的。在军事活动与宏观的社会动态上它们在公元前三千年纪前表现的是混杂而无体系的结构。但是在文化上却有理由把它们分为几个实体。

《淮南子·齐俗训》说：“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椎髻。”这里有两种很重要的地理性文化特质，它们竟表现在发式上：鬋首束发和椎髻。黄宗羲先生在明末鞑清入侵后曾到达了倭国，他惊诧地发现了不同于大陆汉韩二族束发的另一种仅能见于古代书本中吴越族系的发式——椎髻。他对此现象的描述是：“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这种发式曾在东周时代以前广泛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三星堆的考古表明，四川盆地的古蜀王国作为炎羌集团和鸟夷系统的交流体带有椎髻和辫发的两种并存风俗。笄饰是椎髻的一种重要配搭物体。在四千年前长江下游那个被学者王大有称为防风氏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笄饰开始是并不多见，从中揭示了东南鸟夷系地区发式的演变。

关于炎羌系统的文化是一种“羊种”文化，这以点已为张光直、吴锐、启良,王大有等学者所认同。这也可以从甲骨文中那头部为戴羊角状的羌字字形所证实。”《北山经》记狍鸮上“羊身人面”；作为一种西方的“游团”族系，我们能证实披发和辫发是他们唯一的两种可能发式。最近有人综合研究甘肃出土的几件公元前二千年纪前古羌系文化的陶塑人面及人头，发现甘青地区由庙底沟到马厂时期的陶塑人像都有披发的发式，额上并有短发。发式是区别部族的重要指标。甘青新石器陶塑有披发发式，周秦汉以来同一地区的羌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这一现象，不能只是巧合。所以我们断言古羌人是披发的人群。但其中在商代末期与黄帝系的姬周王国关系紧密的姜姓族团，由于受到周族人束发的影响而接受了束法。刘启益在《宗周文明初考》中由金文中寻找周国王的配偶姓氏，发现由文王开始，西周十二王，十一代，每隔一代即有一位姜姓的王后。这个模式不是偶然的。只有对偶集团的关系可以解释.这也正是姜姓羌系统接受束发的一个社会文化的因素.

我们对鸟夷系统诸族的辫发流行形制并不感到惊诧.鸟夷系统的民族的确和北方的通古斯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同质色彩.辫发的蒙古和满族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和西伯利亚阿尔泰--通古斯民族关系密切的东北赫哲族与倭国阿伊努民族都是辫发的族团.古代东北扶余族的创世神话中那吞卵而生后代神王的故事内容和殷商民族 的创世epic-system 保持了高度的统一.而这也可见于满鞑的神话.

与满鞑的金钱鼠尾发式不同东方鸟夷系的殷族人虽然是辫发但是辫制是和他们十分不同的.从安阳考古材料中的玉制子姓贵族人像来看,商代贵族和国民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一件帚好墓中发现的编号为m:ak142的玉人来看,他的发式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有的为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

辫发的形制保存到了东周时代,我们所知的战国时韩魏等三晋国家从考古形像中都发现了辫发的人像.在周公东征后的东方鸟夷系地区和中原商国的遗民国家——宋国都还大量保存着辫发的遗俗。我们知道文明中有三大层面，它们是：文化甚至于形而上学，第二是社会组织方式与各种制度，三才是器物与工具的层面。这三者存在着深层的多边互动关系。《左传》中记述了晋卓公和宋成公在宋宫中相见。这是公元前七世纪的初期了，周礼的理性精神已浸润到了宋公国的社会基本单元。可是正如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所说的文化的惯性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当政治和军事的活动过去很久也能保持文化和文化思维的定势。所以商王国酒神性狂怖的乐物还保存在宋国的宫庭里。当晋侯在观看了《桑林》后竟被吓倒而至于大病。可见东周的文化和实在方式之间是一种何等的怪异而统一的关系。

而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到了周礼浸润了五百年的黄河中游地区应该以本土化的势态取代边缘的辫发.而这种文化表像竟以一种极顽强的态度坚持-----到了公元前四世纪.frulze在《金枝》中说过被西班牙人文化侵入了两百年的被天主教化的南美本土宗教仪式中对祖先木乃伊的尊敬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由此可以想见到文化惯性的力量.也是对周礼下多元族裔共生现像中黄河中游区发式这种现像的合理解析.而这种文化的共生现像正如荷兰心理学家karoumis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改变”理论一样有一个渐变到溶合的过程。

这一点明确地表现在了秦王国和它帝国时代的军人形像上，兵马俑的发现意味着那只军队的原生形态被展视给我们。从秦军的发式来看，他们有一种区别于姬周王朝正统话语中礼乐文本所需要的正冠和修礼的正束发不同的斜束发。而这种束发的形制有趣地和辫发接合到了一起。每一名秦军士兵的后脑部分都有几条组成发暨的发辫。这和秦国人的祖先来自东方系鸟夷戏民族有关。他们是在周公东征后被带入西部中国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从汉帝国开始直到被满鞑强令改为辫发的整个之间一千多年最典型的束发形制必然源自于黄帝龟鼋系统。束发的基本要求一般是长针形，用以固定发髻或者或冠弁，形式有多种，有一端有乌兽头形，一端尖状，或一端扁平者，后世妇女有用扁平而二头尖者等。《礼记》：“冠玉，汹上玉怖”。冠是古代成年男子所戴束发用具。这些形制的文物发现多是在西周墓葬中。而周族是黄帝系统的族团。这与周代日神性质的文明精神注重形式、理性和偏爱整齐划一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此后的中国人对发式的态度，曾是非常慎重和严肃的，甚至把它纳入礼法统辖的范畴。古代儿童“垂髻”，让头发自然下垂；稍长“总角”，把头发束为左右两结；成年时，女子束发穿笄，男子束发加冠。这就是max weber所的脱昧精神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

现在我们对先秦时代多元族团的发式表现作出文化的结论：多种族团以分层和共生共同构成了东亚大陆早期文明的社会表像。这种表现体现以服装和风俗等多种角度展现了从多元到一元的文化作用的过程，因此发式成为从巫史到礼乐甚至宏观文明镜像的反映。这其中的美学内质是kant二律背反和李泽厚的历史本体悲剧的文化实践。在这个大陆上的发型从几大族团的披发束发辫发再到礼乐作用下的对抗和交溶在集体无意识状况下多边互动最终以鸟夷的辫发、西羌的批发统一为帝国时代的束发，这意味着汉民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