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服怎么穿

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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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服,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上所穿着的礼服。博士服起源于中世纪欧洲教士的服装,因为早期大学中的学者大多是传教士。礼服一般由长袍,方帽,和头巾三个部分组成。其样式、装饰物、颜色和含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解释。那么博士服怎么穿呢?

一、穿法

学位服介绍

①:学位服分为:校长服、校长(导师)服、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五种;

②:每套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布等四部分组成;

③:垂布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采用不同的饰边颜色区分;

④:流苏分为:校长(导师)流苏、博士流苏、硕士流苏、学士流苏。

学位帽

学位帽为方型黑色。

戴学位帽时,帽子开口的部位置于脑后正中,帽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

流苏

博士学位流苏为红色,硕士学位流苏为深蓝色,校(院、所)长帽流苏为黄色。

流苏系挂在帽顶的帽结上,沿帽檐自然下垂。未授予学位时,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右前侧中部;学位授予仪式上,授予学位后,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校、院、所长)把流苏从着装人的帽檐右前侧移到左前侧中部,并呈自然下垂状。

校(院、所)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及委员(或导师)及已获学位者,其流苏均垂在所戴学位帽的左前侧中部。

学位袍

博士学位袍为黑、红两色,硕士学位袍为蓝、深蓝两色,校长服为红、黑两色。

穿着学位袍,应自然合体。学位袍外不得加套其他服装。

垂布

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饰边处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灰、黄、绿、白、红颜色。

垂布佩戴在学位袍外,套头披在肩背处,铺平过肩,扣绊扣在学位袍最上面纽扣上,三角兜自然垂在背后。垂布按授予学位的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佩戴。

二、博士历史

博士的称谓,在我国古代有几种涵义。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徐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能诵《诗》、《书》,二十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文帝召为博士。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读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说,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秦代至汉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多至十人。汉代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到了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而非中央官学传授儒经学官的专称。如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

博士的选用,西汉和东汉以前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而且有一定的标准,正像《汉书·成帝记》中所说的那样,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还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方能被荐为博士。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情况,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有称为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种情况,多见于江浙一带。

三、我国博士服介绍

中国近代的方帽长袍学位服完全是舶来品。最初,学位服是西方耶稣会、天主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附带物,这使人们很早就接触到这种洋装。学位服在中国的出现,有其一定历史和社会的渊源与背景,并非来自高等学府。意大利人利马窦(P.MatthoeusRicci)是最早以科学和教育为掩护,在中国进行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来到北京,初步打开了入华大门。为此,在1735年,巴多明神父(Parennin)还这样写道:“为了吸引他们(指中国人)的注意,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是必要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们潜心听讲基础真理的了。”于是,科学就成了一种诱饵,成为传教士们抵华初衷的重要实现手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撞(也称交融),不仅传教士把学位服携带到中国,那些在国外获得学位的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把学位服或穿着学位服的照片也带回中国,这在刚刚被打开门户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早已在中国遍布的教会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尽管教会学校更多的并非高等学府。到1877年,全国基督教学校有约350所,学生5975人。到1889年,教会学校的学生已达16836人,而至1906年,更猛增到57683人。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nksPott)就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西点军校”(WestPoints),是教会传教必须的战略机构,正像这位传教士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

在此,教育不仅成为一种诱饵,而且是除了洋枪大炮外的软武器。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源起于欧洲的学位服又找到自己新的生长土壤。

在本世纪初,国外的学位服已分成两派:一派以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为代表,即所谓的“欧派”;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即所谓的“美派”,也有称其为“新派”。“欧派”学位服基本上保持了中世纪的风貌,无论是款式还是色彩,都明显地带有“信仰时代”的痕迹。而“美派”学位服,正如附录中所述,则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服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与英国的学位服相比较,加德纳·伦那德所设计的学位服给人以简练、明快的印象,并更多地蕴含着时代的气息。由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许多来自美国,因而,学位服在中国最初当归入“美派”。

当人们对学位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时,它便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塑造自己形象的强烈愿望,一种不断创造未来和自我的决心。我们应有自己的学位服,应有自己的衣着风范。于是,学位服的造型、款式及穿着方式被大胆地改革与创造,使之逐步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衣文化,并纳入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中去。中国的学位服产生了。

据资料记载,中国的学位服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一些。是由七位医学博士所穿着,这七位医学博士的学位服宛如当时流行的长袍马褂。长长的衣身下摆至踝骨处。宽肥的袖子几乎把双手全部掩盖,只是显露出为之奋斗了几个春秋的毕业证书。与“美派”不同,袖身没有任何学位等级的标志。在对襟式的长袍前片,左右各有一条宽宽的黑丝绒饰边。它们让人联想起许多“新派”的博士服,这是美国学位服区别于欧洲学位服的标志之一。柔软且富有立体效果的黑丝绒,深重,高雅,既表现了博士的风度,也显示出学者的沉稳和气派。黑带被我们所借用,使之成为中国学位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博士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非其服装自身,却是与之相配的并显露于外的立领学生服。究其根源,学生装是在原有中式对襟上衣的基础上,并受到“西洋东渐”的影响而形成的本世纪初典型的一种服装。由于多数男学生经常穿着(如同女学生以穿改良旗袍为其特征一样),它逐渐地成为男学生的一种特定校服。按常理,无论“欧派”还是“美派”学位服,在其里面男士通常穿笔挺的西装方才“合理”、“恰当”,而这几位中国的博士连同那位外藉博士却偏偏内穿对襟式立领的学生装。台湾的学位服更是向中国化跨了一步。小立领不再是学生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中国学位服特征。

再者,他们所载的方帽之方式也别具特点。方形帽顶的一角没有象国外一样被放在前面,却呈现出和整个服装风格相谐调的一条横线。这是个性的表现,是着衣方式的创造。况且帽顶上没有标识学位级别的流苏,大概他们觉得这样是画蛇添足,是累赘。

由此看出,中国对西方学位服的改革与创新始于本世纪初。在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勇敢设计师的名字,但其作品却为我们探究中国学位服的发端提供了珍贵的资证材料。学士服和硕士服在三、四十年代则大多是改良式的,领口开得很深,呈V字形,若没有头上的方帽,其服装和清末的男子长衫几乎完全相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学位服。原因很简单:没有建立和实行学位制。尽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两次酝酿建立学位制,但学位服的问题也还未及考虑。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学位制度。但这一制度实施之初,学位服的问题也未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确立并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人们隐约感到我们的学位制中还缺少点什么。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在萌动了。服饰艺术本来就不受国度的限制,况且我们有过自己的学位服。于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抑或仿制抑或设计创造的学位服。

现代意义的学位服在中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社会、政治等的因素,学位服在中国消失并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伴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建立和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位服开始在大学校园中出现,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与此同时,有关学位服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

自发不等于自觉。作为全国领导学位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密切注视着这方面的情况。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就学位服有关问题尽快组织开展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受命在全国展开了调研工作,并与北京服装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开展了“建构中国现代学位服体系”的专题研究。

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样式,并作出决定:作为统一规范的学位服,向全国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使用,其他样式的学位服一律废止。

星空寂云 2024-01-12 1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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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名字的由来: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希望他成为大将之才,很崇拜西汉的名将霍去病,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疾”。辛弃疾从小就习武练剑,饱读诗书,也一直把霍去病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人物简介: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人所占,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遭辞免。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宋恭帝时获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主要影响:

一、文学:

1、词: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2、诗:

辛弃疾的诗,据辛启泰所辑《稼轩集抄存》收诗111首。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抄存》清除误收,增补遗漏,得诗124首。其后,孔凡礼的《辛稼轩诗词补辑》又新补诗19首。现存辛诗,共133首。辛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可与其词相证,其中《送别湖南部曲》,自写政治遭遇,可与《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对读;“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干人不知”(《鹤鸣亭绝句》),感叹英雄失意,也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合拍,而“竹杖芒鞋看瀑回,暮年筋力倦崔嵬”《同杜叔高祝彦集观天保庵瀑布主人留饮两日且约牡丹之饮》),与《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合拍。正是置闲期间所反复咏吟的歌词题材。“剩喜风情筋力在,尚能诗似鲍参军”(《和任师见寄之韵》),辛弃疾以鲍照自许。他的诗风格俊逸,在当时“江西”“江湖”两派之外,自有掉臂游行之致。而且,他的某些抗战诗,悲壮雄迈,也未必在其抗战词之下,但是,辛弃疾毕竟是以词之余作诗,其诗作成就,自然无法与词相比拟。

3、文:

除去诗词方面的成就之外,辛弃疾的文笔势磅礴,充满豪情,颇为值得称道。辛弃疾的文,据邓广铭所辑,计17篇其中除几篇启札和祭文外,多为奏硫。这类奏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所存在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系统地陈述了辛弃疾对于抗金、恢复事业的见解及谋略,充分体现了他经纶天下的“英雄之オ”和“刚大之气”。辛弃疾曾明确宣称:“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九议》其二)辛弃疾其文,犹如其人,世充满着虎虎生气。所谓“笔势浩落,智略辐湊,有权书衡论之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正体现了辛文的特色。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二、书法:

辛弃疾有《去国帖》,今藏故宫博物院。纸本,行书十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

《去国帖》曾经过元人赵孟頫,明人黄琳、项元沛及清人永瑆等鉴藏,《书画鉴影》著录。

三、军事:

1、军事活动:

辛弃疾不仅是词中高手,同时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为将,可冲锋陷阵,有万军之中勇擒张安国之壮举;为帅,可指挥若定,有一月平定茶商军之功绩。

辛弃疾曾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这种登陆作战是与陆地进攻相配合的。他的这一构想,富有军事创意,他自己说这与当年楚汉战争时韩信绕过中原、直取齐地,有异曲同工之效。

2、军事思想:

辛弃疾的军事理论主要体现在《美芹十论》中。《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是辛弃疾的一篇军事政论文。该书从第一论以至于第十论,无一不是精辟之论,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军事论著,陈述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大计。在辛弃疾向宋孝宗进献《美芹十论》后,后人将“美芹”作为忧国忧民、悲国家之颠覆的代名。《美芹十论》分为十个篇章,分别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致勇》《防微》《久任》《详战》,详细构建了从精神到物质再到军队管理的治国策略,陈述任人用兵之道。最后一步步地向孝宗展现了南宋进攻金国的战略构想,系统地表现了辛弃疾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与远见卓识,足以体现其军事战略水平与军事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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